蓝色山地车

12月2日，看到最高法院的判决后，仵增光想，作为聂家唯一的儿子，在传宗接代意识较强的农村，“如果树斌还在，孩子肯定比我女儿还大了。”

仵增光属牛，聂树斌属虎，俩人从小一起长大。43岁的仵增光在村头的电厂做维修工，已经有一个16岁的女儿和14岁的儿子。

仵增光一直记得聂树斌9岁时的一件事。春天时，村里来了一个侏儒，摇摇晃晃走到聂树斌家的街口，两手一叉腰，“他吓得边哭边找他大爷(大伯)去了。”这让他成为伙伴中“胆小怕事”的代表。

“过年教他杀鸡，他说怕血，硬是不敢杀。”二十多年来，聂学生也深信，儿子连鸡都不敢杀，怎能杀人。

更多时间里，聂树斌的成长在家人、同学和亲朋的记忆中是无声无息的，像乡间的野草。“他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孩子。”张焕枝说。

因为住前后邻居，假期时，仵增光便喊着聂树斌到收割后的麦地里“拾麦子”。麦穗捡回来，捋干净，交给学校勤工俭学。夏初，两家的田地挨着，他俩并排去地里种玉米——铁锨挖了坑，扔两个玉米种子进去。

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是每年3月28日的“庙会”。说是“庙会”，其实是获路县物资交流会。仵增光领着一帮同龄的男生去“庙会”上看马戏表演。从下聂庄到县城，8里路，“你追我赶，一转眼就到”。路上说笑时，“结巴子”聂树斌，不免被大家模仿，他无奈笑笑，便不再说话。

上世纪80年代的记忆，在仵增光看来，是“封闭、单纯”的岁月。学校里男女生被排在一张桌，“都被同学笑话”，听收音机成为他和聂树斌的共同爱好。《我的中国心》、《故乡的云》、《小城故事》……通过收音机传进下聂庄，被热衷穿军装、大裆裤的他们屡屡哼唱。

与学业优秀的姐姐聂淑惠不同，成绩平平的聂树斌，初中毕业后读了技校，学电气焊。这是父母的唯一要求，“学一门技术谋生”。

技校毕业后，聂树斌和同学聂卫军留在了校办的工厂——原鹿泉市综合职业技校校办工厂(鹿泉市冶金机械厂)。

“懂事、守规矩。”多年后，最早披露“一案两凶”事件的公安人士郑成月走访其工厂的车间主任，在他口中，聂树斌仍然是个沉默、老实的年轻人。

“师傅指哪儿打哪儿，”聂卫军与聂树斌被分在同一个车间，对聂树斌的沉默和老实印象深刻。

聂卫军每天喊着聂树斌上下班。那时，他们每月挣300多元，最羡慕厂里开大车的司机，想去哪儿去哪儿，“像旅游一样”，汽车司机的收入也是少有的能上千元的职业。

聂树斌工作后不久，父亲聂学生换掉了聂树斌骑了几年的“破车子”，花400块钱，给儿子买了辆新山地车。

那辆蓝色山地车，成了聂树斌短暂生命中拥有过的最让人羡慕的物件。仵增光仍能记起同伴们的“新奇”。他们争着骑他的车，“我们都是三八杠。”

那辆蓝色山地车，也成了聂树斌命运的拐点。就在仵增光跟聂树斌肩并肩在地里掰玉米的夏天过后，聂树斌连同那辆自行车，一起被带走了。

20年后，代理律师李树亭第一次查阅案件卷宗时发现，抓获聂树斌，那辆山地车是关键证据之一。

1994年8月10日上午，在石家庄市郊区孔寨村西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

李树亭查阅卷宗时，上面写道：当时“群众反映有一个骑蓝自行车的人下班时候偷看女的上厕所”，以及“群众反映在电化厂平房宿舍周围有一名男青年经常出现，有流氓盗窃行为”。

骑着蓝色山地车的聂树斌在那期间，恰恰出现在那一带。

“你儿子可真不像强奸、杀人犯啊！”

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及强奸妇女罪判处聂树斌死刑。聂树斌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儿子被捕后，聂学生拍着桌子喊“不可能”。他一遍遍猜想一个场景：面对警察“是不是你干的”的审问，口吃的儿子艰难反驳，“不，不，不是。”

在聂卫军、仵增光的记忆中，封闭、严肃的社会环境，使得同龄的孩子大都本分守己。聂树斌“沉默”、“胆小”，并没有任何盗窃和流氓行为。这些观点，后来成为证言，被附在代理律师李树亭的辩护意见中。

看守所门口小卖部的工作人员负责往监狱里送食物。聂学生半月去一次，一个月20块钱的奖金，分两次买成方便面和火腿肠，托小卖部工作人员捎给聂树斌。

“你儿子可真不像强奸、杀人犯啊！”小卖部的工作人员每次都向聂学生感叹，别人该吃吃该喝喝，唯独你儿子真是蹲监狱：“蹲在那儿，垂着头”。

30多里地，聂学生跑了不到一年，儿子就没了。

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作出二审判决：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强奸妇女罪，改判15年，合并执行死刑。

1995年4月28日，聂学生想着五一后天气转暖，他骑车去给儿子送换洗的单衣。小卖部的工作人员愣了：“你没看电视？”

聂学生家里收不到石家庄电视台，他那时并不知道，二审判决两天后，聂树斌已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