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申报》的媒介影响力在国统区屈指可数。西安事变发生后，《申报》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跟踪报道。

适逢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之际，本刊特别从《申报》新闻报道的角度，探求西安事变在国统区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舆论对西安事变在抗战前后的转变。

从中可以看出，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节点，国统区的社会舆论对西安事变态度亦迥然相异：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以及国统区民众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抗战爆发后，西安事变在舆论中成为促进民族统一与团结的转折点。

谴责与讨伐

各方对西安事变的反应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2月13日，《申报》在“西安十二日上午起电报不通”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反应，在第三版显著位置以大字号刊登题为“西安昨发生重大事变”的新闻，一时间“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劫持”的消息迅速传播。该事件一出，社会各界纷纷做出反应，《申报》将各界反应集中于报端。

《申报》西安事变报道第一方面的内容是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消息。南京国民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危急情况，做出调整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等机构人员配置的决议，并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同一天，孔祥熙发表谈话称，张学良私下里已经致电“本人”，“略称爱护介公”“当负责保卫安全，决不使有一毫之损害”。为避免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混乱，孔祥熙力主平稳，使各部政务照旧进行，“决不使国家政务，因一时之变，及个人之进退，致蒙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地极力维持治安，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通令“重要地方宣布戒严”。

《申报》西安事变报道第二方面的内容是关于地方实力派方面的消息。西安事变前，阎锡山私下里对张学良劝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想法表示同情，并给张学良提意见曰：“汉卿，光劝不行啊！我们自己要想另外的办法。”但事件一出，阎锡山立马转变态度，主张“先援救蒋委员长出险”“遏止事变之扩大”。阎锡山还故作姿态地说：“余生平最大苦痛，除丧父外，即以此为最。”

此外，冯玉祥也发表谈话对张学良予以指责，劝他“赎过自新”尽快“奉蒋公回京”，否则“此种忘恩负义之动作，不久必致身败名裂矣”。

新疆的盛世才原本是张学良的部下，对西安事变是知情的。事变发生后，盛世才竟发表声明称“此次西安事变不但与新省毫无关系，且亦绝不赞同”。

一直在国外疗养的汪精卫惊闻事变之发生，决定于22日启程回国，临行前发表谈话“西安事变突然而起，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回国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西安事变发生后，地方实力派为避免殃及自身，纷纷发表声明撇清嫌疑，而汪精卫的回国无疑是给紧张的国共关系雪上加霜。

《申报》西安事变报道第三方面的内容是民众对西安事变前景的讨论。归结起来，全国各团体、民众也有“讨伐张杨”和“和平解决”两种不同意见。上海市总工会、文化团体、农教团体、各界民众等主张和平解决事端，致电张学良，劝其以大局为重。

《申报》西安事变报道第四方面的内容是关于地方团体方面的消息。西安成为军队、民兵组织等争相讨伐的目的地，《申报》曾在17日推测说：现在西安已经成为“世界最危险地点”之一。想来，这样的预测也是有先见之明的。

《申报》西安事变报道第五方面的内容是国际上的各类反应。日本“竟日开会讨论局势，备见忙碌”。表面上，派日本驻华大使以私人名义屡次向中国表示“遗憾”“亲切关怀”，实则探听虚实，为下一步做准备。

国外各大报纸纷纷对该事件做了报道，所持立场态度均有不同，苏联政府机关报《伊斯维希亚报》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实则“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社论称，蒋介石在西安被劫持“已使远东时局陷入极大纷乱”“实系该国之一大不幸”；哈瓦斯电称此次事变“实乃共产党在远东从事煽动之结果”；意大利《民声报》称“张学良所耗费之金钱与军械”“必系取给于苏联，自无疑义”；梵蒂冈教廷机关报《罗马观察报》认为此次西安事变的发生“显然在于转移日本对俄之行动，使成为对华之行动”，并推测此次事件的幕后主使为苏俄。

苏联大使馆在不久后即作出澄清：“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对于现在中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联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

据《申报》15、16日载，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在14、15日连续两天访问当时的外交部，以探听西安事变之情报，急切之心情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