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戒烟服务人次上，北京市占绝对优势，每万人的覆盖率1488.85人次，其余城市难以望其项背。

同样，北京市控烟举报投诉数量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每万人举报率为9.18人次。其他城市该数据均低于1，西宁市得分最低，只有笼统的“多件”，其次是唐山市，每万人举报率仅为0.01。

报告指出，此次调研发现部分“无烟城市”控烟执法数据过低。其中，天津市、克拉玛依市、福州市、南宁市、鞍山市，共5个“无烟城市”未公开是否接到举报投诉电话，其中南宁市连续两年未公开是否接到举报投诉电话。

克拉玛依市、南宁市、绍兴市未开出罚单(罚款)，南宁市连续两年未开出罚单。克拉玛依市和绍兴市给出的理由是立法不完善，没有处罚依据。

控烟执法困难呼唤国家立法

上海市、杭州市、广州市、天津市、克拉玛依市、哈尔滨市、深圳市、长春市、唐山市、 南宁市、西宁市、青岛市、北京市、福州市、鞍山市，共15个城市列举了在控烟执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报告分析，根据以上城市的描述，控烟执法困难可归纳如下：缺少专项控烟执法经费或执法人员不足；单位或场所不配合、落实控烟措施劝阻不到位；宣传、倡导有待加强；认为取证难、执法难；多部门执法部门职责不清、缺少牵头协调部门；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不充分；认为存在立法冲突或立法缺陷；吸烟区和禁烟区混交、不合理等。

报告指出，地方控烟条例层级不高、立法存缺陷等问题，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逐步暴露出来。比如，绍兴市和克拉玛依市答复称，国家层面控烟立法未通过，导致无执法处罚(罚款)的依据；青岛市答复称，由于吸烟区设置区域不合理且无指引标识，导致执法困难，而且一般公众控制吸烟的意识仍不强，有的吸烟人员在非吸烟区吸烟且不听劝阻，经常与劝导人员发生争执。

杭州市卫生监督所办公室主任徐宁在报告发布会上指出，杭州控烟立法设置了室内吸烟和禁烟场所，给控烟执法带来很大困扰。他透露，杭州正在进行控烟修法，但是如果立法无法给基层执法监督员提供很好的抓手，控烟执法就难以落到实处。“立法应该有引导性、前瞻性，所以我希望全国的立法能够更好地根据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及国内的国情制定更加合理的法律”。

在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王本进指出，“无烟城市”控烟执法工作首先要立法，其次是执法和宣传。“北京市在宣传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发挥社会共治，控烟协会志愿者和相关部门都在共同做这项工作”。

他透露，今年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总结一年多的控烟执法工作以后，按照北京市人大提出的审议意见向北京市政府作了报告，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建立控烟执法长效机制，“长效机制主要是发挥各个部门在控烟工作当中的协同作用，同时我们也建议政府对执法人员给予执法力量保证，不能长期依赖于兼职的执法队伍”。

2014年1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起草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送审稿明确，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此外，体育、健身场馆的室外观众座席、赛场区域；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候区域等也全面禁止吸烟。

今年，国家级控烟条例已列入《国务院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正在按立法程序修订推进中。

截至目前，在杭州，《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已实施6年有余。在今年2月底召开的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上，杭州市人大代表卢建华认为，控烟禁烟工作有成绩，但管理上仍存在盲点或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杭州规定，“各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监督管理工作，工商、烟草专卖、教育、交通、旅游、体育、公安、城市管理等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做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监督管理工作。”

“但实际工作中，却是卫生行政部门一家在进行监督管理工作，全市卫生计生部门专（兼）职从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的不足30人。”卢建华指出，“控烟执法队伍的力量过于薄弱。”

深圳是全国首个进行地方立法控烟的城市，1998年制定了控烟条例。在谈到控烟执法中遇到的问题时，深圳市卫生监督局副局长黄锦生曾经对媒体表示，“控烟立法最好规定‘在禁烟场所吸烟一发现就处罚’，深圳控烟条例要求先劝阻再处罚，就很难操作。”

黄锦生透露，根据深圳控烟条例，个人吸烟处罚标准设定分为50元、200元、500元3个档次。如果个人不提供身份证，不缴纳费用，控烟执法人员可要求公安部门来协助执法。而在执法中主要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出示身份证的问题，阻力很大；二是执法有时还需要警察配合，如果警察没有及时到场，就无法进行控烟罚款执法。

他表示，控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执法过程中容易出现“反复”或阶段性“弱化”，必须建立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才能保证控烟执法的持续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