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就在北京创办了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算是北京创办民办幼儿园的先行者了。22年过去了，我在民办学前教育这条路上走得比较顺利，证明了这条路是非常有前景的。在办园过程中，我体会到幼教老师目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比较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队伍的稳定。所以在这里我想为幼教老师说句话。

宽松的社会环境成就了我

我大学学的是医学，准备毕业后当一名医生。可我发现，因为医疗技术的局限性，我们不可能成为守护所有患者生命健康的天使。教育则不同，它可以深入人的灵魂，改变人的一生，而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同时，上幼儿园的女儿的一次经历也触动了我。有一天我去幼儿园接女儿，发现她的额头上有个包，没等我开口，带班老师就急着解释：“你们家闺女太调皮了，户外活动摔了一跤，你得好好管管啊！”老师的推卸责任让我难以接受，从那开始，我感到幼儿园的管理和老师与家长的沟通技巧需要提升，而这在当时的公立幼儿园很难实现。

所以我弃医从教，走上了民办学前教育这条路。

在那个公立幼儿园占绝对优势的年代，我提出了“蹲下来讲话，抱起来交流，牵着手教育”的民主教育观，虽然很前卫，但当家长发现它符合孩子成长规律时，对这种理念是支持和欢迎的，教育部门也是认可的。所以，尽管起步比较艰难，但是发展比较顺利。

如果说成功原因，我觉得首先是社会的理解和包容。尽管上世纪90年代，家长已经开始重视学龄前孩子的成长，但对老师还是比较尊重的，家长的要求也没这么高，将孩子交给老师很放心，家长和老师也比较容易沟通。这种环境也让老师们有较强的职业荣誉感，能够安心工作，所以，那时候的幼教老师队伍是比较稳定的，大家拧成一股绳，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家长和老师之间的不理解增加了

近年来，我有明显的感觉，社会进步了，办学条件越来越好了，沟通渠道也多了，但是家长和老师之间的不理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比如媒体一报道幼儿园虐童事件，我的神经就会紧绷起来，因为每次出了这样的报道，教育主管部门就会给我们开会，反复强调严禁幼儿园虐待孩子；很多家长也会跑来问：咱们幼儿园会不会有打骂孩子、侮辱孩子，甚至用针扎孩子的情况，气氛很紧张。

这种事情对孩子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因为他们听多了，很难分清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有时候，老师摸了摸他的头，就认为是打他了。

记得2011年，一个孩子对家长说老师用扫帚打了他。家长找这个老师理论。不管这个老师和园长如何解释，可家长不依不饶，找到我这里，强烈要求把这个老师开除。我找班里的孩子进行了解，确认没有这种情况，所以拒绝了这个家长的要求。

虽然这件事情最终解决了，可在此后的一两个月，这个老师在工作上都很消沉，并向我提出了辞职。我通过几次谈心才留住了她。这些年来，她的表现很优秀，获得了升职，但提起这件往事，她依然感到有难言之痛。

如今，家长和老师沟通起来越来越难了。一有风吹草动，家长就开始怀疑老师；而老师也开始设防，担心家长因为孩子的一句话找上门来，无形中双方似乎有了一条说不出的鸿沟。

我也在寻找其中原因，后来发现，在其他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这样的问题。这种彼此缺乏信任的“社会通病”，和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人们心态的浮躁等诸多因素有关。

招聘优秀老师更难了

有人经常会问我：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想都不用想就会回答——高水平幼儿教师缺乏。

几年前，园里来了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工作很出色，我们帮她解决了北京市户口。但她回了一趟老家，就说不想干了，不管我怎么挽留，最后还是辞职去卖保险了。原来她父母听说她当了幼儿园老师就火了，“供你在北京上了大学，就找了一个哄孩子的活儿，咱丢不起那人！”

学前教育在中国发展了这么多年，还有不少人认为当幼教老师就是哄孩子。这让我内心感到有些伤感。

更大的问题是幼儿园招聘老师可选择的空间小了。20多年前，幼儿园招聘通知一出，应者纷纷。记得当时我们招聘，安排了3个教室，每个教室都是满满的，而且每个应聘老师要经过才艺展示、专业考试、试讲等三关才能被录取。现在如果卡得这么严格，估计很难招到老师了。

说到原因，第一个就是教学难度增加了。以前是分科教学，可以互相搭配、取长补短，现在是综合教学，一个老师要具备全面的素质，增加了应聘的难度。第二个就是对老师的学习能力要求高了，需要不断更新知识，现在的老师主要以大专学历为主，学习能力一般，难以胜任。再一个就是家长的要求高了。

对于我们这些管理者来说，有一种矛盾的心理，既想招到优秀的老师，又害怕招到优秀的老师。比如一些综合能力不错、头脑灵活的毕业生，经常是没干多久就转行了。

老师的“课余作业”太多了

以前是中小学的孩子不堪课业负担之重，现在连幼儿园的孩子也对妈妈说：“我累了。”

其实累得不只是孩子，还有家长和老师。我们的老师除了上班，还要做各种“课外作业”。

这些“课外作业”源于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规范管理对于幼儿园的发展有好处，但是管得过多，就会出现负面效果。比如要求老师每天都要写观察笔记、家长练习册；为了环境教育，要定期更换墙饰；老师还要参加各种培训和说课比赛等等。为了保证孩子安全，这些工作只能在下班后进行。所以，幼儿园老师加班加点工作是常有的事儿。

为了给老师减压，我给各个园长提的要求是，对老师的工作既要做“加法”，又要做“减法”；对家长我们也建议，没有特殊情况，一般晚上8点以后，最好不要给老师打电话。但据我了解，很多民办幼儿园很难做到给老师“减负”。

记得有一所民办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对我说：“我才20多岁，不能戴戒指、染头发、穿高跟鞋、涂口红，怕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我已经找不到做女孩的感觉了。”

当然，我并不赞同这种过于严格的做法，我是允许老师们适当染头发、化化妆的，圆圈的戒指也可以戴。因为一个老师不美的话，怎么可能把美带给孩子们呢！又怎么能激发孩子对美的追求与热爱呢！

待遇低依然是个问题

幼教老师待遇低的问题喊了多年，但一直都没解决好。这和我国的法律与政策有关。我国的幼儿教育财政支出是和中小学放在一起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优先保证中小学教育的财政支出，各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免不了削减幼教支出。

说到待遇问题，不得不说说幼儿教育生均成本问题。政府近年来加大了推行幼儿园“普惠制”的力度，可是在核定民办园收费标准上，部分省市没有按照生均成本来确定，而是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统一收费标准。但是，公办园可以享受到政府补贴，民办园则缺乏补贴或补贴不足，造成“普惠制”民办园生存困难，遏制了民间资金流入的积极性，影响了“入园难”问题的解决。按目前情况，幼儿园月生均成本应该在1500元到2000元左右，有些地方核定学费标准仅为每月750元甚至更低。在政府补贴不足的情况下，按照上述“普惠制”收费标准，民办幼儿园将生存困难，继而衍生出“乱收费”等问题，最终这种负担会转嫁到家长身上。

政府一方面对普惠园的生均补贴不到位，一方面为了防止乱收费，还对普惠园的收费进行限价。有些民办幼儿园为了压缩成本，开始在教学设备和老师工资上“做文章”，不仅影响教学质量，也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

财政支持经费的“随意性”反映出幼教支持“师出无名”的无奈，所以完善立法是当务之急。我们希望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明确学前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同时也期待民办教育促进法能尽快出台实施细则，稳定社会资本进入民办学前教育的信心。

如果说幼儿是祖国的花朵，那幼教老师就是“护花使者”。要想让幼儿得到更好的学前教育，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稳定的幼教队伍。

为了学前教育事业，为了孩子，大家都来关心一下这群“护花使者”吧。

口述/朱敏 整理/记者 李木元 摄影/记者 贾宁

（朱敏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总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