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向命运投降

这些人的核心愿望，是废除“二十四条”。

因“二十四条”而负债者，并非没有成功摆脱的，但为数极少。在北京五道口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李秀萍麻利地从绿色的电脑包里掏出一本彩色打印的调查报告，指着其中一页里标红的小字说，“群里进入执行阶段的335人的案件中，只有1.8%翻案了。”

在她看来，靠个案的改变没办法解决“受害人”频繁出现的问题，“毕竟成功摆脱问题债务的人‘凤毛麟角’”。

李秀萍是“二十四条公益群”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群规的起草人。他们称之为“核心价值观”。

所有新人进群前，都被要求先阅读群规，如 “本群坚决反对以拦轿喊冤的秦香莲形象代言群体受害者”。

当有人在群里一味地寻问解决自己个案的方法时，她会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遭遇‘被负债’，不是你的错，但是依然不思学习等待天降奇迹，继续法盲下去，以为能等到‘二十四条’自动废止的那一天，确实没必要入群。”

她希望呼吁带动更多的人，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对“二十四条”的意见。她觉得这些人有发言权。

这个自称“曾经迷恋王尔德的老文青”，现如今被群友戏称为“特蕾莎修女式的人物”。

她把自己的身份定位是这个群里的“守夜人”，可也会被群友认为她“太过理性了”，甚至有点像个“外人”。

但在风平浪静的海平面之下，她的命运正在遭遇暗流。2013年，前夫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欠下300多万元的债务后离开。她负担的利息每天就要500多元。

如今，她的工资已被冻结，3个月没有领过1分钱。五道口附近的房子也已经被查封。她还患上了甲状腺恶性结节，靠着姐姐借给她的钱度日。

“所有的朋友都渐渐离开了我，当你‘被负债’后，如果还有朋友，只能说你负债还不够久。” 她面带笑容对记者说，“最后每个人都会怕你是来借钱的。”

可在一件事情上她不怕花钱。为了去游说更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她的包里总装着100多页批评“二十四条”的材料。重要的部分都被打成了彩色。

为了拿到3角5分钱打印一页的价格，她会特意跑到附近的清华大学校园里去打印，一打就是100本。版本总在更新，有时旧版的材料没有发完，新版又要打100本。

她不断告诉群友，要“修法”靠的只能是“笨拙的精神”，没有捷径，也没有“蛋糕”可分，“因为‘蛋糕’本身就不存在”。

在她看来，“历史中的受害者群体注定不是有形的”，只是起到黏合剂和混凝土的作用，黏合凝聚起真正能够撬动起各方资源的地方。“大家一起低着头走，也许走着走着就走出一条路来。”

群里的成员也确实在“笨拙”地努力着。

有人为了联系一位本职是医生的人大代表，就托关系找人挂号，连续两个月每周都去医生那里看病。

有人在联系上人大代表之后，纠结应不应该发个短信提醒一下，结果全天都陷入到内心斗争当中，当收到回信后，兴奋得“整个人都蒙了”。

还有人依然在坚持给法院的法官邮寄自己手写的信件，告诉他们“二十四条”的危害。其中一位寄信人的工资已经被法院“执行”，从1000多元的生活费中拿出钱寄信，两年寄出1000多封，最多的一天寄出了120多封。

“这是在人被毁灭时最卑微的表达，拒绝向命运投降的姿态，虽然不能扼住命运的咽喉，但至少表示个体没有投降。” 李秀萍说。

判出一条“生”路

李秀萍曾经给湖北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王礼仁写信，希望他把过去剖析“二十四条”的文章标题《判出一条路》改成《判出一条生路》。

作为最早批评“二十四条”的法官之一，王礼仁对于“二十四条”的问题并不留情。他称“二十四条”为“癌症性”的，是“国家一级法律错误”。

在王礼仁看来，作为司法解释的“二十四条”与《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是相对立或割裂的。法条中说：“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王礼仁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在一方不愿偿还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又不承担相应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这就导致“婚姻关系是个筐，任何债务往里装。”

在他看来，真正要解决问题，只能是通过法律程序，废止“二十四条”，重新构建规则。或者“判例抵制”，即在处理夫妻债务案件时，抛弃或绕开“二十四条”推定规则，适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第十九条和家事代理原则以及公平的举证规则判决。这样可使“二十四条”名存实亡。

现任长沙市雨花区检察院检察长马贤兴第一次知道“二十四条”的时候，也认定了它是有“原罪”的。

当时，他还在宁乡县人民法院当院长，一位基层公务员找到他说，前妻炒股赌博，欠了很多外债后“人间蒸发”，他却不断被告上法庭。一笔75万元的借款他实在无力偿还。

这位公务员不断申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案子发回重审，宁乡县人民法院迟迟没有判决。

宁乡县法院重审合议庭的意见是“借款金额较大且未用于家庭生活，应该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可当时的庭长并不同意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