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方称愿按“行规”赔付

报警电话是店方拨打的。涉事理发店负责人余永胜称，“不断地吵吵闹闹，赶走我们的客人”，于是报警，以期在警局内协调解决问题。

警方调解中，吴施主张店方应赔付10万元，而店方坚持最高数额为3000元。“10万元我们无法接受，不然理发店生意都不要做了。”余永胜11日下午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说，吴施就医过程中，产生的车马费、医疗费共计3500元，店方已经当场支付，而3000元的赔偿，是根据搜索以往别的发型屋类似事件时，得出的数字，属于行业前例。

“10万这个数字是律师计算过的，不是我自己乱报的。”吴施也表示，其中包含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和接下来的医疗费用等。她从医院处了解到，疤痕需要特定的美容手术才可掩盖，一次手术费在2万左右，且每隔一两年就要再做一次，否则会失效。

而针对视频中，说“割耳正常”的人，余永胜表示，是发型屋的另一名发型师，并不是投资人。

律师建议消费者增强“举证意识”

4月8日，双方在桂园派出所做了笔录，先后离开，由于双方主张的金额差异太大，协调失败。

随后两天，在吴施陪同下，深圳电视台两档栏目先后前往涉事理发店采访，但都遭到了店方的拒绝，两次采访中，店方以干扰正常营业为由报警。“警方到了后做了调解，也劝（吴施）他们说维权可以，但不能干扰营业。”余永胜称。

值得一提的是，涉事理发店与肇事发型师从未签订任何协议，吴施质疑，店内发型师存在资质问题，对此，余永胜称会尽快与相关人员补齐合同等手续。

北京市汉威(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朱春立告诉晶报记者，在此事件中，理发馆和发型师责任很明确，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其它相关司法解释，应赔付吴施损失，但精神损失费一项，必须要有伤残证明，目前来看较难得到法律的支持。

朱春立表示，消费者要加强证据意识，如受伤证据，建议事发时优先考虑报警，由警方出警纪录和笔录等作证；此外，相关损失与事件的因果关系，数额等，都需要有明确的证据。

“一般来说，遭遇此类事件的消费者举证意识不强，就为随后的维权难埋下了伏笔。”朱春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