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山地所”)副所长崔鹏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山地灾害防治第一线,被誉为我国首位“泥石流院士”的科学家。

虽已近60岁,“忙”依然是崔鹏的工作常态。这位和山地灾害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长者,看起来有些疲惫,但一提及泥石流研究,他立刻精神矍铄,滔滔不绝。

在外人看来,山地灾害研究经常要出野外,艰苦且危险,是个“冷门”专业,但崔鹏却觉得非常有意思。从1985年到成都山地所工作,崔鹏一直沉浸在山地灾害防治领域,和凶猛的泥石流“搏斗”了30多年,是我国第一位从事泥石流研究的中科院院士,也被誉为“山地安全的科学守卫者”。

崔鹏对泥石流产生兴趣源于一场学术报告。当年,还是大学生的崔鹏聆听了成都山地所唐邦兴研究员关于泥石流研究的演讲,被其所讲内容吸引,后来便报考了唐老师的研究生。

泥石流是山区最具危害性的灾害之一。我国是世界第一山地大国,山地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聚集全国56%的人口。读研期间,崔鹏跟随导师到泥石流灾害频发的四川、云南等地做野外考察,亲眼目睹了暴雨泥石流过后满目疮痍,乡亲们失去亲人、家园的惨状。就在那时,“除害兴利、防灾为民”的种子在他心中悄悄生根。

1997年,崔鹏完成英国博士后研究工作,放弃优渥的待遇,毅然回国。彼时,出国留学热潮盛行。

崔鹏对这些情况了然于胸。他以获得的中科院“百人计划”项目18万元科研经费为基础,带领青年科研骨干“自力更生”,积极争取国内外各种科研经费,不断改善科研条件,一批瞄准学科前沿的研究随之展开。

对于做研究,崔鹏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不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围绕国家需求的应用研究,都始终以科学事业的本质为核心。做科研不要怕坐“冷板凳”,认准了一个方向就坚持把它做下去。只有不断积累,才能厚积薄发,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在学生们眼中,导师崔鹏有些“认真”。学生张建强说,在研究中,很多时候要构建模型,还原山地场景。在年轻人看来,模型“差不多”就行了,但在崔老师眼里,“差不多”就是“差很多”,必须做到绝对精准。

靠日积月累、刻苦努力的“笨功夫”,崔鹏站在了泥石流灾害研究的最前沿。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先后建立了基于起动机理的泥石流预测预报原理和方法,提出了泥石流过程调控的灾害防治原理和方法,揭示了次生山地灾害的分布规律,在泥石流的物理过程和防治技术方面做出了系统性和创新性的学术成就。他还带领团队在委内瑞拉特大泥石流防治、中巴公路堰塞湖减灾等方面开展国际科技援助。

对山地灾害数十年研究积累的深入认知,让他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总能挑起重任。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崔鹏带领团队通过实地野外调查和遥感影像,在短短5天内,从256个堰塞湖中筛选判定出34个风险较大区域提交指挥部应急处置,其中就包括唐家山堰塞湖。这一科学判断使唐家山堰塞湖及时得到疏散、泄洪,确保了下游上万名救灾人员和幸存者的安全。

面对纷至沓来的“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杰出研究者奖”等各种荣誉,崔鹏却看得很轻。他说:所获得的成果,是在老一辈科研人员工作基础上,国家、单位支持下完成的,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崔鹏周围人称他为“拼命三郎”。 2008年11月,崔鹏带领科考队在四川北川考察灾后重建,山里突降大雪。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百米深渊,科考队乘坐的越野车翻山时突然向下滑了十几米,差点坠下山崖。

对于这些经历,崔鹏却不愿提及。他说,从事野外考察工作遇到危险是常态,做科研的人又有谁不拼呢。

“很拼”的崔老师对待学生时,严谨中透着慈爱。他很关注学生的成长,始终强调年轻人要有独立的思想、看法,在校几年不是仅仅发几篇文章,而要获得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

从学生时代“拜师学艺”,到带学生独挑大梁,崔鹏见证、参与了我国山地灾害研究的发展历程。他欣喜地看到,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减灾防灾科研工作越来越受重视。

崔鹏说,把单一灾害防治朝着综合性减灾纵深推进,不仅要求科研人员对灾害规律有更深的认识,科学预见灾害风险,还要与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交叉融合,提供可操作的系统解决方案,这样才能“支撑起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