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国是我的信仰”

“我们这一代人，是从苦难中成长起来的，报国是我的信仰。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过贫穷落后、百废待兴……我才更能体会到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谈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崔崑百感交集。

1925年，崔崑出生在山东济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日寇的铁蹄侵凌至济南，我父亲便毅然辞去了洋行的职位，携全家老小回到老家济宁。”崔崑说，“父亲的爱国守节让我一辈子难以忘记。”

面对支离破碎的国家，崔崑胸中燃起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1944年，崔崑离开了家，历经80余天，终于踏上了大后方的土地，并考取了武汉大学机械学专业。

“之后我毕业留校任教、投身革命浪潮，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崔崑深情地说，“新中国的成立，让我立志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工业水平相当落后。高性能模具钢在我国是一片空白。国家不得不用大量外汇进口价格昂贵的模具。”崔崑说，“要知道，汽车、拖拉机、电器、仪表等产品的零件都需要用模具加工，而模具寿命的长短、质量的好坏，都与钢种的性能密切相关。”

1958年，崔崑被选拔到当时苏联著名的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专攻金属学及热处理专业。“在莫斯科，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崔崑说，“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拼命学好技术，然后赶紧回国，造出我们自己的模具钢。”

“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具钢种”

1960年，崔崑终于学成回国。

“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模具钢种！”凭借着这股雄心壮志，崔崑带领同事们向高性能模具钢发起了冲击。然而，那个时候的条件相当艰苦，实验室也是空空如也。于是，崔崑带着老师们一步步搭建起熔炼炉、盐浴炉等实验设备。能买到的就买，买不到的就自己做。

“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盐浴炉。”崔崑说，“一是因为做模具钢，控制盐浴炉的温度非常重要，上下温差超过3至5摄氏度，性能就会很不一样。二是因为盐浴炉遇水容易爆炸，我不放心，所以就必须时刻盯在炉子旁边。”

回想过去，崔崑感慨道：“当时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我们几个老师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就是用眼睛紧盯温度显示仪。我们经常手指按着控温开关，守在1200多摄氏度的盐浴炉旁，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艰苦还不止在实验室。上个世纪80年代，每当新钢种出产，年过花甲的崔崑便背着沉重的“铁砣砣”，搭火车赶往各生产单位试用。

“当时哪有什么飞机、高铁，能买到火车硬座就不错了，有时候站票就走了。我常常背着30多公斤的模具钢，往北京、洛阳、哈尔滨等地赶。为了少上厕所，我在车上都不敢喝水。”崔崑发出爽朗的笑声，“不过那时候我还不老，背几十斤东西没问题。”

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与努力下，崔崑和研究人员设计出许多新钢种冶炼方案，研制成功了一系列特殊钢：如国内外首创的含铌基体钢、易切削精密模具钢、高韧度硫钙复合易切削塑料模具钢、高耐磨冷作模具钢等等，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