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的权力虽然不大，但如果缺少有效的监督，也会滋生较为严重的贪腐问题，在村民中造成不良影响。到底应该如何监督村干部？乡镇纪委如何发挥作用？近日，本报记者深入曲靖市沾益区农村进行了调查。

群众反映啥就查啥，查办一个案件，震慑一批干部

在沾益农村，烤烟是不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有的地方农户农业收入的七成左右来自烤烟。由于烤烟销售实行合同计划管理，烤烟合同如何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户收入的多少。与此同时，由于村干部的待遇相对较低，此前有的村干部堂而皇之地预留部分合同，当做自己的福利。

2014年至2016年间，沾益区白水镇座棚村委会在烤烟收购过程中，先按每人8—10亩的合同量分配给村干部，余下的合同才按每户1—2亩分配给烟农。

让人惊讶的是，如此不公平的分配方案竟是出自集体决定。结果光是这批烤烟合同就撂倒了27名村干部。

实际上，关于烤烟合同的举报近年来一直比较突出。“查办一类案件，就要解决一类问题；查办一个案件，要震慑一批干部。”沾益区纪委书记黄海鸥认为，到了区县层面农村贪腐往往具有共性，如果就案查案，纪委工作将极为被动。近年来，沾益区针对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效果明显。

2014年，沾益区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检查，发现不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人员4545名，占全区农村低保对象总数的20%，平均五个低保人员就有一个被清退。经过清理，仅大坡村低保户就从349人减少至303人。“原来天天有农户来反映村里低保情况，现在几乎没有了。” 大坡乡纪委书记张留勇说。

经过此番专项检查，有关低保的信访举报件也下降明显。数据显示，2013年有关低保的信访举报有11件，查实7件；2014年9件举报，查实8件；而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举报量为4件，两年一共查实3件。

除了直接从农民身上盘剥，公务经费支出同样容易滋生贪腐，2016年，沾益区对脱贫攻坚开展专项检查，一批脱贫攻坚经费方面的贪腐被发现并制止。

如今正在开展的烤烟合同集中整治同样形成震慑。在大坡乡各村委会，烤烟清塘点棵的数目全都公示，村干部的公示单独进行；各乡镇领导挂包村，逐个督促落实，哪个村出问题还要问责乡干部。“查办案件震动大，憨包才敢动烤烟合同的心思。”大坡乡法土村委会文书马贤能说。

乡镇纪委不再是摆设，破解“信上不信下，信省不信乡”难题

“那就后山见了！”为了保护举报对象，张留勇很少约举报者在办公室见面，“田间地头、小店后山，相对更‘保险’。”

张留勇的小心谨慎，并非没有缘由。

过去，调查人员刚一进村，被调查人就已经得到消息；纪委还在调查，被调查人就把举报人叫到村委会臭骂；为了避免被打击报复，举报人只能外出打工躲避……如果不是纪委人员讲述，很难想象个别村干部会如此嚣张。

德泽乡是沾益区最偏远的乡镇，在这个乡米支嘎村窝案查处中，村支书、村主任、村监委会主任、副支书集体沦陷。由于家族势力庞大，米支嘎村村支书连续多年连选连任，与村民发生矛盾靠武力解决，再通过金钱摆平，而摆平的金钱又来自对贫困群众的盘剥。“对村民的盘剥既明目张胆，又迂回隐蔽。克扣的钱被他们以支付工程欠款的名义给了某老板，然后再向工程老板索贿。”参与此案办理的纪委工作人员邓跃东说。

“有些村官贪污的钱虽然数额不巨大，但是是从群众腰包里抠出来的，“小苍蝇”贪污群众感受得真切，整治的诉求也强烈。”大坡乡人大主席沈军说。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村干部的查处本应由乡镇纪委负责。不过，一段时间以来，沾益区纪委受理信访举报中反映村组干部的问题占受理业务的68.3%，而乡镇纪委受理信访举报仅有8.6%，部分乡镇纪委甚至出现“零举报”现象，“信上不信下，信省不信乡”问题比较突出。

如今，乡镇纪委必须有自办案件，成为曲靖市纪委的一条硬性考核标准。沾益全区去年所有乡镇街道都有自办案件。“完成不了的约谈、通报，没有合理理由的还可能面临调岗。”沾益区纪委副书记陶韬说。

2014年，大坡乡纪委仅收到1件区纪委转办件；2015年，受理7件办理两件；2016年，受理10件查处3件。如果不是因为查办案件得力，不少乡镇纪委书记往往被群众看作是“和村官一伙的”。

“内部约谈教育，可以提醒干部；查办案件则能形成更大范围的影响，不仅干部受触动，还能增强乡镇纪委在群众中的威信。”张留勇表示，从最初进村调查村民躲着走，到时不时接到村民的举报电话，这种转变的关键是案件办得让群众信服，这对于提升乡镇纪委的地位，作用也不可或缺。

既然要有自办案件，必须要有人员。为了增强办案力量，如今沾益区越来越多的乡镇纪委书记开始从区纪委办案部门下派。“不仅是办案能力的差异，遇到乡纪委办案力量不足时，方便协调区内办案力量。”陶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