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律师的法学教师，在实践中积累了案例，更能洞察法律适用中的关键环节。一个刑事诉讼法的法学教授，如果不亲自办理刑案，很难明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弊端和“应对智慧”。比如，之前“律师会见难”的老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中早有明确规定，在“学术上”不是问题，但在现实中，之前不少警方会想出种种“土政策”来刁难律师。

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分配等“法治细节”问题，是需要在实践中体认的。说到底，法律和医学一样，是一门“实践智慧”。试图完全将教授法律知识的学者与法律实践隔离，效果不会好。

相反，目前法学研究界的问题是，与中国司法实践脱节，“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个别学者自说自话、闭门造车地搭建所谓的“法学体系”，搞“从概念到概念”的经院哲学、繁琐哲学，结果误人子弟，也被实务界传为笑坛。20多年前，复旦大学等新闻学院的教师，被要求在媒体里轮岗，很好地传递了新闻一线的实操知识；而这些年新闻学院虽然“理论成果”丰富，但教学与实务“脱轨”的问题却日益严重。

其次，至于有人认为法学教师兼职律师“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最多只是兼职律师占了一些竞争的优势。法学教授本身在学校拥有教职、收入稳定，再去当兼职律师，可能算“不公平竞争”。但这几乎不涉及司法腐败，因为法学老师本身不掌握公权力，即使兼职当律师，本身也不影响司法公正。这和公务员不能有偿兼职，不是一个问题。

如果法学教授兼职当律师，是“不公平”的话，那么，法官、律师到法学院当兼职教授，是不是另一种“不公平”？事实上，不少法学家同时兼职律师。比如，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同时也是著名刑事辩护律师，曾是辛普森杀妻案、克林顿绯闻案等案件的辩护律师。当然，几乎所有的国家对于教授兼职当律师都有一定限制，主要还是防止兼职影响本职教学工作，中国《律师法》已有规定，做兼职律师要取得单位同意。

中国的法治建设之路，需要法学家能使书本和现实做无缝衔接，而不是闭门造车、搞经院哲学。兼职律师制度本身，提供了一个有效沟通法律实务界和理论界的渠道，下一步应该是如何有效规范，而不是一刀切地废除：让法学家隔离于司法实践之外，和不许医学教授做手术一样，都是很糟糕的。（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