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存侥幸到对抗审查

在担任县级领导干部以后，廖建鸣看到一些商人一夜暴富，心理失衡，价值观愈加扭曲。在收受“小红包”的同时，他产生了“捞大钱”“发大财”的想法，开始在外省的企业入股，放钱收息。并且与一些商人发生不正当经济往来，收受礼金甚至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红包多了，廖建鸣也有些心虚。早在2008年，他就开始有意识地规避组织调查。

“当时收受一些红包之后，心里忐忑不安，把钱放在我妹妹那里。也告诉爱人，银行存款不要太多，以免组织调查。”廖建鸣说。

廖建鸣还做了一系列规避组织调查的行为。据调查，在崇阳县连续两任县委书记贪腐案件发生后，作为曾与这两任县委书记共事过的县领导班子成员，廖建鸣担心组织上会延伸调查，牵扯到他，于是采取隐藏、隐瞒、转移财产的方式规避调查，退出在一些企业的股份；对收受的房屋进行处理，并烧毁一些合同；退回了一些企业老板的礼金。

据廖建鸣自述，直到被组织调查前一天，他还不忘嘱咐妻子“假如有什么事，要把家里的事处理干净”。

2015年8月，湖北省委巡视组进驻崇阳县后，廖建鸣多次向被巡视组约谈的干部打听案情。一天半夜，他让好友开车，将被约谈干部送至郊区与其见面，并指使对方举报他人、干扰巡视。在被组织立案审查前一周，面对咸宁市纪委针对有关问题的函询，廖建鸣仍不如实交代。

据审查人员介绍，除了对抗组织审查，廖建鸣还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分配救济款物优亲厚友、干预司法活动等严重违纪情况，涉及违纪违法资金500余万元。

从处理个案到全面清查

廖建鸣自1982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崇阳工作。2003年走上副县长岗位，2010年担任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在当地可谓位高权重。加上其为人处世心思缜密，行事风格老谋深算，被一些人称呼为“教父”。

也正由于廖建鸣深耕崇阳多年，其腐败案件涉及干部多、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大。后经查实，廖建鸣案共涉及县级干部3人，党员干部200余人，涉案金额4600余万元，严重破坏了当地政治生态。

对此，咸宁市纪委按照“四种形态”分类处理党员干部269人，其中对涉案的市管干部批评教育60人，诫勉谈话11人，党纪政纪处分6人；指定有关县(市、区)纪委对涉案的科级干部批评教育152人，诫勉谈话19人，党纪政纪处分21人。该窝案有9人被党纪立案审查，其中县级干部3人；1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同时，该市纪委就廖建鸣干预司法活动问题，责成市中院、市检察院纪检组启动纠错追责机制，2名责任人受到组织处理。(本报通讯员 邓子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