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消费方式成“限塑令”新盲区

近年来，外卖业呈现出井喷式发展，用手机点外卖成为新消费方式，而商家在外卖配送时通常会使用超薄塑料袋包装，塑料袋的消耗也成了一个天文数字。

在上海市徐汇区靠近一家三甲医院的餐饮一条街，街上餐馆的外卖产品中，很多都是装在超薄塑料袋里配送的。一家餐饮店老板直言，各个外卖软件公司经常向商家赠送塑料袋，如果青黄不接，就用超薄塑料袋对付一下。

一位基层监管人员说，“互联网+”的消费场景往往是商家与消费者直接“点对点”，具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这给监管带来了新的难题。

深圳的一位外卖小哥告诉记者，最忙的时候一天要送接近100份外卖，几乎每个外卖订单都用塑料袋包装。

与网络购物相配套的快递业，也是消耗塑料袋的“大户”。2016年度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快递业共消耗了82.6亿个塑料袋。

“限塑令”存在效能不足、监管九龙治水、执法成本高、处罚威慑低等多重难点。

九年效能不彰，谁在“拖后腿”

“限塑”出台九年限不住，一些地区“禁塑”效果差，背后原因何在？

政策效能不足，处罚威慑低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勇认为，“限塑令”本身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一是政策规定的是“限”而非“禁”，且缺乏对“限”的程度、衡量标准等方面细节的考量；二是政策单向性强，经济杠杆效能差，缺乏激起公众参与兴趣的考量。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限塑令”很大一个不足在于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闭环，如何引导民众、监管市场并促进良好消费和循环系统的形成，需更详细地分解任务，将激励和制裁措施真正运用下去。“从公共治理角度看，这项政策另一个重要缺陷在于没有后评估制度，一两年热度之后基本销声匿迹。”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限塑令”涉及的部门包括发改委、质监、工商、环卫、环保、科技、财政、税务等。然而，记者在多地联系监管部门采访时发现，不少基层部门对本部门是否负有相关监管职责并不清楚，安排执法计划进行定期监管的更是少之又少。一些部门直言：“我们还有这工作？”“不归我们管！”

在2015年起正式实施“禁塑令”的吉林，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禁塑令”处罚力度偏低，对企业和个人分别处以最高3万元和最高200元的罚款，远低于违法收益。

长春一位批发市场管理人员说，执法成本过高也是一大问题：“查处一个使用不合格塑料袋的摊贩，罚款200元也要层层上报，仅案卷就要做十几页，执法人手有限，市场摊贩众多，根本罚不过来，只能法不责众。”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不同地区之间监管力度不均衡并缺乏监管协作机制，刺激超薄塑料购物袋、非环保塑料袋在一些监管较松的地区生产，再流向生产环节监管严格的地区使用，对后者的监管工作造成冲击。

垃圾分类“肠梗阻”致塑料袋难降解、难资源化

因价格、技术等原因，能实现全降解的环保新材料塑料袋市场拓展困难。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体系尚待建立的现状，导致不可降解塑料袋难以资源化利用，而全降解塑料袋也难降解。

业内人士说，符合国标的不可降解塑料袋进货价高于超薄塑料购物袋3～5倍，小规模经营者已很难承受，而全降解塑料袋价格又比普通塑料袋贵上好几倍，即使是大型商家，也很难全部改成全降解塑料袋。

吉林推广的环保塑料袋原料是玉米淀粉，但由于技术原因，这些全降解塑料袋强度、韧性较一般塑料袋差，很多时候“一碰就破”。而此类塑料袋要实现数月内全部生物降解，需要很多条件。

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环境科学系主任张勇说，全降解塑料袋的处理和厨余垃圾类似，需单独分拣出来，在堆肥厌氧高温条件下才能实现全降解，不分类直接送到垃圾场填埋则无法实现快速降解。

真正限塑关键是出实招

对于目前国家层面的“限塑令”和一些地方的“禁塑令”等地方性法规，应加强具体条款的指向性，提高处理力度，明确执法流程，形成中央+地方的完善法律法规支撑体系。而当下的“限塑令”“禁塑令”还应配套相应保障制度，如增加激励手段和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生产符合规定的塑料袋，对环保塑料袋或其他塑料袋的替代品增加激励政策，让相关政策法规深入塑料制品产销的每个环节。

专家表示，在流通环节“限塑”“禁塑”的成本，远远高于生产环节和回收环节，应通过补贴等方式向可降解新型材料产业过渡，并利用价格限制等措施逐步剥离商家与塑料袋生产企业的利益关系，减少其生产与销售，从供给侧改善塑料产品供应环境。

公众对不合格塑料制品的使用危害缺乏足够认识，是记者采访时最明显的感受。一些地方主管部门负责人建议，应开展多层次的公众知识普及宣传，让公众了解使用不合格塑料制品的危害。商家、行业协会等各方也应积极参与到社会共治中来，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同时，相关部门应加强动态监管执法力度，简化执法流程，让及时惩处与积极引导共同发挥作用。(半月谈记者 周蕊 陈宇轩 刘硕 史卫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