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枪口下两次死里逃生

李高山曾经两次从日军的枪口下逃生。尸体、瓦砾，时常在梦魇中出现。终其一生，李高山没有走出1937年12月13日这一天。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李高山所在部队，奉命到上海接防。由于铁轨被炸毁，李高山与战友一道，从苏州步行至上海。赶到上海后，战斗已经结束，第一五四师与原驻上海的部队一起，沿着铁路线，向南京方向撤退。

2017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高山用“屈辱”形容这段行军之路，“从上海到南京，(被日军)追着，走一路打一路，没法还手。”

李高山到达南京时，已经是12月12日。侵华日军步步紧逼，由东向西进入南京城。次日，南京沦陷。12月13日城陷当天，李高山所部在南京下关江边，被日军缴械。

徒步行军，疲劳奔波，缴械后的第一五四师，成为日军的“肉靶”。77年后，12月13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国的国家公祭日。

那时的李高山，与数百名战友一道，被日军反绑手臂，押到八字山公馆一栋洋房内，“一个挨一个站在房子里”。到晚九点钟左右，日军突然用机枪从窗口向房内扫射，“大部分人被当场打死。我被战友挡在身后，幸免于难。”李高山曾自述。

这是李高山的第一次死里逃生。十多名未被屠杀的战友，奋力从二楼阳台跳下逃生。有人腿被摔断，随后被赶来的日军杀害。李高山与另外五人趁着夜色，翻到一栋楼房的屋顶。由于担心被发现，六个人在屋顶躲了五天五夜，滴水未进。最终，住在对面楼房的日军发现了他们，六个人被从屋顶带下，押到一处水塘前，排成一列。“绑了一天不给吃，小便要鞠躬，不让互相说话，都绑起来。”之后，枪声响起，五个人相继倒下。

李真铭说，父亲生前多次提起这一幕，“每次都红了眼眶，然后哽咽。”李高山告诉儿子，集体屠杀地后面有一条小道，“我排最后一个，打第一个我就跑了，那个地方有一个转弯，日本兵没有追。”

这一幕，日后被改编进影片《南京！南京！》中，时年13岁的李高山，成为电影中“小豆子”的原型人物之一。

这是李高山的第二次亡命之旅，他没有成为罹难的三十万分之一。此时的南京城内，早已是尸横遍野，血流漂杵。这一天，南京大屠杀的死亡大幕，正在拉开。

最后“归队”的抗战老兵

一起从广东北上抗日的同乡，几乎全部死于大屠杀中，晚年的李高山，时常对着儿子李真铭垂泪。

浑身是血的李高山，被南京城内的一户家庭收留。换下军装后，李高山进入位于宁海路的难民营。此后，李高山被一户周姓人家收为养子，跟着养父母一道做面点师傅。1954年，李高山进入南京粮油食品厂工作，直到1985年退休。

在南京安定下来后，李高山多次向广东老家写信，希望得到姐姐的消息。由于地址记不清，家书往往又被退回。最终，在一位邮递员的帮助下，李高山得以与姐姐恢复通信。1985年，离家近50年之后，李高山姐弟在茂名老家团聚。按照李真铭的说法，姐弟两人“已经互相听不懂对方的口音”。

退休后，李高山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组织的各种展览、讲座的积极参与者。作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大屠杀幸存者，李高山时常赴各地宣讲。1996年起，他多次赴日本参加证言集会，以亲历者的角度讲述日军暴行，“平民的尸体堆到一米多高，日本兵将手榴弹扔进尸堆，看着被炸飞的残肢哈哈大笑。”

2000年12月，一位日本青年听完李高山的宣讲之后，径直下跪，“这不仅是为了当年的行为赔罪，也是为了我们长久以来的不知情而请罪。”

“我很遗憾我们当时没能打好这场保卫战。”面对镜头，李高山时常表现出愧疚。当年的战友，已经相继凋零。南京市公安局统计，至2014年，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在宁老兵中，程云和骆中洋相继去世，李高山成为最后一名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在宁老兵。

93周岁生日的第二天，李高山“归队”。

“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现在要和平，不要战争。”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