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骨灰的遗愿，他还缴纳了12万元大额党费。

“他总是问我，我应该怎么表达一下这种感情？”二女儿周卫平觉得，越到最后，父亲越为那个年轻的生命遗憾，越感激曾经给过他第二次生命的党和战友。弥留之际，他催着周卫平帮他交党费。按照现在每个月100元左右的标准，算了100年，“他的心意是把下辈子的(党费)也交上了。”

老伴娄淑珍知道，那个和他一起负伤的小战士，和那些抬着他转战南北的战友，成了周智夫一辈子的牵挂。“他觉得他时间不多了，做不了什么事儿，只能交点党费。”

在此之前，周智夫还提出，要把2008年分得的唯一一套经适房“还给国家”。

“你把房子还了，妈妈住哪里？”子女们急了，劝他等一等，这才作罢。

在干休所的工作人员眼里，周智夫是一个连保姆都舍不得请的人。

“按照规定，国家对75岁以上的离休干部，每人有两千块护理补助。”但在干休所原所长李德功印象里，周智夫一直没请过保姆。直到病重时，干休所安排一名战士帮他送饭，他怕“麻烦组织”，才请了护工。

“每次看见他，都是那身衣服。”李德功说，一套马裤呢老式军装周智夫穿了三十多年，远远看见那顶已经褪成土黄色的军帽，便知道是周智夫。

这符合当年战友对他的印象。1968年，周智夫被调往云南第二炮兵某基地医院工作。当时分管基地建设的王清文记得，周智夫的家离基地9公里，“按他的级别可以配车，但老周总是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跑。”

周卫平理解父亲，“他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物质于他都是身外之物。”父亲去世后，她常想起一个画面：一个佝偻、瘦弱的老人，在午后的客厅里挥舞着拳头，哼唱着《国际歌》。“他是浪漫的，也是一名纯粹的战士。”

四散全国的子女

周智夫的5个孩子在不同的地方出生，最终四散在全国不同省份。

周华是老大，他出生后，父亲便当兵去了。他在睢宁的农村长到19岁，没吭一声也到南京从军。5年后退役，为了谋生，他跟着几个战友去了江西挖铀矿。长期接触核矿使他皮肤不好，眉毛和头发也已经掉得稀疏起来。他整日顶着一个棒球帽，脸藏在帽檐下的阴影里，寡言少语。

周智夫的外孙周洵曾听说，舅舅有一次提出来，希望姥爷帮忙调到北京团聚，姥爷没同意。“在那挺好的，有吃有喝，好好过”。

大女儿周雪文被留在了重庆。她19岁那年，周智夫从重庆调往云南。父母带走了年幼的妹妹和弟弟，只留她一个人在重庆工作、成家。云南寄来的书信每月一封。父亲在信里写：“不是爸不管你们，饭要自己吃，路要自己走，这样才有意义。”

小儿子周卫民退伍回到北京，“只呆了一星期”，父亲就把他送回了江苏老家。后来他进了县城的邮电局，一直干到退休。

1970年5月，周智夫从云南调往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小女儿跟着他从云南到了北京。

那个年代，大院里一起玩儿的女孩子，陆陆续续都去当兵。周卫平让父亲找找关系，也想去当兵。周智夫坚决不求人。她赌着气，到海淀的东北旺插队去了。

插队结束时，分配给她的工作，“牌子很不亮”。她心想，当兵不帮忙，工作的事父亲总要管吧。瞅着父亲出差回来，她就跑去机场接。周智夫听了工作的事，闷了一会儿，说出的话让她失望：挺好的，都一样，好好干吧。

到了最小的女儿周卫华，当兵不得，她被分到了工厂，做电焊切割，每天三班倒。钢材扎穿过她的脚掌，手指甲盖也被掀掉过。最危险的一次，切割的火焰擦着头皮过去，烧了她头顶的帽子。

“那时候觉得，我爸太不行了，哪方面都不行。” 父亲的“窝囊”成了子女青春期里奋斗的燃料。

周卫华夜班10点到家，她要顶着灯再看一个多小时书。1年后，那个电焊学徒工考上了电大。赶上那年的人才招聘，她应聘到审计局工作。

周卫平也考了电大。“父亲不管，我们就拼了命想证明自己可以强大。”她从供销社下的一个小科员，成了百货公司的管理人员。

刘梅芳2007年到清河干休所当医生，认识周智夫11年。刚开始入户巡诊的时候，她发现周家5个子女分散在4个省份，私下纳闷儿：“这种级别(的干部)，子女这么分散，很少见。”

后来熟悉了，有一次她问周智夫的妻子娄淑珍，为什么不把孩子活动到身边来。头发花白的娄淑珍给她唱当年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就是家。”

刚到北京时，周智夫把领导干部分房的机会都让给了别人。直到1974年，有一个邻居，要回地方工作，为了让周家帮忙照顾他的子女，才让了一间房给他们住。

周智夫离休后，有资格去干休所居住。彼时，新建的清河干休所配套设施不完善，很多老干部不愿意搬。相比之下，花园路干休所成熟方便。“没本事的人才去清河。”顶着这样的议论，周智夫成了最早搬去新建干休所的离休干部。

在外孙周洵看来，姥爷高度的自律来自“精神洁癖”。“在他心里，他(面)对的是信仰，是曾经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周洵说，曾经的那些画面一幕幕都刻在姥爷的脑子里，“他没有一刻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