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科研一线

科学家只有在前线才会发现问题

新京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你自己还要亲自下潜?

汪品先:我们现在在建设硬件方面十分下功夫,但在软件上出现了问题。很多人当了学科带头人以后就不干第一线了,让学生去干。比如现在很多到海去采样的工作,都是打发学生去采的,科学家就坐在办公室里。

这跟国际上惯例是相反的。外国科学家也会有学生帮他做,但第一步的采样一定是自己带头做。

我这些年没有少批评人家,我觉得说了也没用,自己做一下是最好的。对于培养年轻人,我想用行动影响一些人。

新京报:亲自下潜,是不是您的研究经验也起到作用?

汪品先:对,我们本来计划要去看珊瑚礁的,结果去了以后,发现冷水珊瑚林,就改变了计划。

第一次发现之后,我让年轻人接着去过,但没有完成任务,我自己就得再下去。你自己不去,没有人替你做。包括我把这个课题提到此次航次的重大位置,只有科学家自己在船上,才敢这样。

新京报:所以这次下潜是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别人?

汪品先:不是全为了这个才去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这个年龄是错了位的,该做事情的时候做不成,该退的时候反而可以做。

所以我现在在国际上很滑稽,跟我这样年龄的学者一般不出来。但我现在还在做,因为我丢了好多年。

我最好的年龄在搞革命,后来又没有条件和资金,只能跟外国人合作。现在有了条件,自己当然要做。说了那么多年深海,趁我现在还走得动,一定要去看看。

新京报:海洋科学发展方面,您还有什么担忧的问题?

汪品先: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科技投入增长最快的国家。去年,我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来,中国要做什么什么,国际上的反应很不一样,有的支持,有的不吭声。

我就希望中国的科研队伍真能够在国际上站住,这不光是科学问题,包括政治、外交问题等等。怎么做好这些事,这个才是难题。你说你自己去潜一次海,那又能怎么样?

新京报: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海洋研究,几次南海科考是不是也见证了中国海洋科学的发展?

汪品先:确实反映了中国海洋科学在变化。上世纪70年代末,海南岛西边的莺歌海打南海第一口探井时,我在岸边为石油井做鉴定。1994年,我参与南海第一个古海洋学专题航次。1999年,担任首次南海大洋钻探的首席科学家。2005年,担任同济大学与法国合作举行的“马可·波罗”航海科考首席科学家。

那几次依靠的都是外国装备。而这一次,是我们自己造的装备,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

我的这些经历反映了中国海洋科学从弱到强,从封闭到开放,走向国际前沿的一个过程。而这次中国自己有手段能够去做国际水平的工作,所以就特别高兴。

新京报:您说过“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西洋600年以来的最好时机”,为什么这么说?

汪品先:我说这话其实是与中国的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有关。

我觉得东西方差异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东方文明是大陆文明,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直到15世纪分不出谁好谁坏,大家各自发展。16世纪之后,特别是中国到了18世纪以后,我们一下子醒过来。

大陆文明有很多好的方面,但是对于创造性的发展和个性解放是不利的。

我认为海洋文明有利于创新,现在我们从国家领导人到老百姓,海洋意识都更强了。

谈未来安排

要做的事按重要性排序,也许哪天就“跑掉了”

新京报:您身体状态这么好,平时锻炼身体吗?

汪品先:年轻时会长跑、游游泳,自行车骑得很多。有时候想到一个科学问题,我来劲了,在街上骑两个钟头。

新京报:现在还会骑车?

汪品先:我之前骑车上班,现在老伴不让我多骑车,叫我多走路,走路也重要。

我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看不出休息和工作的差异。科学家如果对工作提不起兴趣,还是别干。你自己要有精神,在船上谁不吐啊,但讨论起问题来劲的话,这些都是小事情。这是我的优点,到现在我还是很投入的。

新京报: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汪品先:我现在是倒计时的,后面我要做的事情都按照重要性排着队。

先把我的“南海大计划”完成,如果还有几年,再做别的重要的事。今年还有两本中文的书,本来也不准备出,后来一个老朋友去世,我想搞不好我也跑掉了,所以就出了。

怎么说呢,要叫我做的事我不想做,我就不客气了,是不会做的。

新京报:所以时间对您来讲,是很宝贵的。

汪品先:我觉得自己能拿得出手的文章,都是60岁以后完成的。所以我开玩笑讲,人家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

像地球科学、宏观生物学,眼界和经历很重要,你没见过这个东西,怎么会理解?积累多了以后,自然会有很多联想,这恰恰就是年纪大的人的长处。

新京报:以后会把重心放在哪里?

汪品先:我自己还想做一些人文方面的事。我这次随船带的是一个日本华人写的中国史,来北京带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这都是为后面写东西做准备。

我总觉得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很宝贵,想把它记录下来。明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我也想写点东西,有些问题需要继续思考。

新京报:未来还会再进行深海下潜吗?

汪品先:不知道。船长给我讲,等到他们1万米的(深潜器)造好后,让我再去,我说我不知道那时候人在哪里。

我更喜欢让我后面的时间自由一点,我在推中国深海研究进入世界前沿,我自己在做,也希望一些年轻人能够去做。(记者 王俊 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