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凶路遍布全球

新京报：处理完孩子的后事，你就开始寻找嫌疑人了？

王国华：是的，从2001年到去年，从未间断过。

新京报：你是怎么找到嫌疑人线索的？

王国华：我把警方通缉何某达的照片打印出来，让朋友捎给全球各地的福清老乡。我告诉身边的所有人，你们帮我扩散出去，如果有一点线索就给我打电话。我还去了何某达老家的村子，时不时过去蹲守一阵子，从村民、他家族的朋友的口中打探他的信息。

新京报：为了找到何某达，你都去过哪些地方？

王国华：太多了，现在记不太清。国内的话，河南、河北、湖南、广东、新疆等，国外也去过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缅甸等至少七八个国家。虽然我不怎么会英语，但是当地都有老乡、工会接待，倒不算困难。

新京报：在那些地方发现了什么踪迹或线索？

王国华：只要别人告诉我看到长得像的人，我都会去找找看。可能听起来是大海捞针，但有一丝希望我都不想错过，所以都去。有一次有人告诉我，在悉尼桥下的咖啡馆看到像是何某达的人，我立刻就坐飞机过去了，在那里待了一周也没看到。但直觉告诉我他来过了，我迟了一步，那种感觉很强烈。

新京报：你叫王国华是隐姓埋名方便追凶吗？

王国华：那倒不是为了避讳什么，我父亲姓王，8岁时他去世，我跟着继父改姓为林，林宇离世后，我就改回原名了，福建这边有传宗接代的风俗，讲究这些。

新京报：何某达改名生活在别处的事，你是否知情？

王国华：有朋友猜到这种可能。我曾通过一些办法要到了他全家人的照片，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照片认人。

新京报：何某达和他的家人知道你在找他们吗？

王国华：应该不知道。他家之前在广州荔湾区的黄沙水产交易市场开了家水产铺。何某达出事后，他父亲出现过一段时间，我常在那附近转，盼着何某达回来。我会带几身衣服每天换，也会戴墨镜，学着伪装自己，不让人起疑心。有一次我和何某达母亲隔着十几米擦肩而过，她没有任何反应。但我没看见何某达出现过。

新京报：最难熬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王国华：每年过年。我基本不在家过春节，也不敢待在家里，怕触景生情。一般腊月二十八，我一个人就跑出来了。我担心何某达因为思念家乡和亲人回到福清，所以有时去他们村里，或者黄沙水产交易市场附近待着，寻找他的身影。大年初一到处放着鞭炮，空中的烟花很美，但街上没什么人。我一个人走走停停的，眼泪就下来了，觉得心里很苦涩，那几天特别难熬。

新京报：这17年里，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王国华：有一两次想到放弃，准备了结自己性命。那大概是孩子死后第四年，何某达和他父亲都失踪了，他家人也好一阵子不出现在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我不知道他们为何忽然消失，非常着急。也是快过节吧，那天晚上广州暴雨，我淋了一身，走到一个河边的桥上，想哭哭不出来，雨水浇到头上，我看着下面黑乎乎的河水，想一头栽下去算了。内心挣扎很久，还是念着要给孩子一个交代，转身走了。

没有一刻不想孩子

新京报：你靠着什么坚持了17年？

王国华：信念吧。因为小孩很无辜，忽然被人捅死了。我当时也不在身边，不能保护他。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原谅自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就当是在救赎自己。

新京报：这些年梦见过儿子吗？

王国华：也不怎么睡得好。倒是每天一睁眼，小孩十几岁的样子就浮现在眼前。手里也有他的照片，但我不怎么看，觉得受不了。

新京报：对于你追凶的事，家里人怎么看？

王国华：妻子也非常伤心，她理解我的做法，但两三年后我们离婚了。我让她回日本生活，自己在国内找孩子。她当时也有40岁了，不能再生育了，我们最后讨论了一下，和平分手。其他亲人开始都很支持我，后来包括母亲也会劝我放弃，早点开始新生活。但我听不进去，过不去心里这道坎。

新京报：跑了这么多年，钱从哪里来？

王国华：以前我在日本挣了不少钱。孩子出事后我无心工作，拿着半辈子的积蓄去追凶。2004年我把家里的别墅卖了70多万，前几年钱又花光了，现在向家里姐妹借一些。

新京报：追凶的日子里，你的生活状态怎么样？

王国华：这些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以前交通不便，我坐大巴到处跑，有时候借用朋友的车，晚上睡在车里，一两点也睡不着，都习惯了。四处奔波时，一天也想不起来吃一顿饭，饿了就在路边随便买碗面填饱肚子。我一个人，也不讲究什么。

新京报：身体和精神状态好不好？

王国华：现在经常感觉说不出话，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和别人讲话会忽然走神，脑子着魔一样，时时刻刻都想着儿子的事。一想到何某达没抓到就难受，大脑一片空白，就想抽烟。

我以前身体很好。现在除了腰疼得厉害，需要吃药，其他我也没管，不清楚。

新京报：与何某达的家庭有过正面接触吗？

王国华：从来没有。他们现在也没给我们道歉，这也是我不原谅他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