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9年生人，比新中国小10岁。不知是机缘还是巧合，总之在过去近40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和银行打交道，从银行最基层的岗位做起，陪伴着新中国金融业一路走来，见证她的成长，也深知其改革潜力。

我最早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后来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责，我就到了中国工商银行工作。再往后，我在中投公司、招商局集团都工作过。2017年底，我到中国光大集团任党委书记、董事长。

身份在变，职务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我对金融业的看法。我认为她作为服务业，要用专业的服务成为百姓的金融“服务员”，不管柜台高低，都不能挡住服务客户的真情。

来光大之前，我一直觉得光大很神秘——她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和政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83年，根据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的建议，国务院决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打开一扇窗口，光大应运而生。而当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到光大上班后，我发现我们的办公楼和全国政协礼堂只隔了一条马路，这种随时可以被见证的历史厚重感，其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压力——这是一份以自身能力回应时代需求的责任。

在来光大集团上班的第一天，我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时了解到一个情况，在光大有一群执着的人在做着执着的事，执着的人是光大云缴费平台的员工，执着的事是搞线上便民缴费业务，这项业务投入大、见效慢，短期内不能为集团贡献利润，所以即使一个集团、一个银行里的大多数同事都不能理解他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多任领导的“接力棒”传承中，这项工作偏偏能够延续下来。

而这群人，我能理解，他们做的这件事，我充分认同与支持。

现在说起金融，很多人会谈到普惠。事实上，在30、40年前，中国的银行业在服务能力和服务态度上，和现在是有差距的。那时银行的柜台很高，业务很单一，除了卖国库券，银行柜员最忙的时候可能就是工厂企业发工资的那几天，他们需要帮助百姓把钱存起来，同时给需要贷款的企业发放贷款。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百姓对金融服务需求也多元化起来，从最开始的存贷汇，到后面的外币兑换，再到后来的理财缴费，特别是缴费业务，以前到了缴水电费的时节，银行大厅常常排起缴费的队伍。那时我就想，要如何做，才能让我们的银行把缴费服务这件事做得更到位，让这条排队的“长龙”消失。

但这件事做起来何尝容易。我国有约14亿人口，约4亿户家庭，约4000万左右的注册企业。今时不同往日，大家的缴费支付维度外延无限伸展。如果所有缴费都去银行，我想恐怕每个窗口外都会是一条“长龙”，但如果逐步把线下缴费的大网搬上线，其工作量是巨大的，但其对银行这个金融“服务员”而言，有着别样的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从蒙东到蒙西，直线距离2400公里，很多跑长途的司机出现了违章驾驶记录，必须要开很长时间的车才能找到一个交通违章处理网点。有一次，我们的员工到自治区里一个交通违章处理机构跑业务，动员他们把业务上网，这个时候，一位刚刚被车主批评过的工作人员跑过来和他们的领导建议，一定要把这样的服务放在网上，否则在他们的营业厅，每天都会有因为排队没缴费成功而闹情绪的车主。

这只是线上缴费的一个案例，还有很多缴费业务，其实都可以搬到线上去付。当然你会说，线上看得见摸不着，金融“服务员”干得好坏谁能评价？我认为，其评价标准之一，是百姓生活的便利度。

聚焦缴费业务本身就是苦差事，在很多银行或者金融集团，缴费业务都是众多金融业务中最不显眼的，我们要把她做成“主菜”，就必须承受蜀道之难。为了将分散在各地的缴费项目集中上收至总行，需要克服从省级延伸至市县乡，不同地区、不同项目、不同的交易时间、不同的系统架构、不同的数据标准等一系列业务和技术难点。这就要求我们的员工必须一家一家跑收费单位、一项一项地改造对接，这一干就是十年。好在，所有的路都不白走，所有的努力都算数。截至目前，光大云缴费业务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年缴费用户达2.8亿户，提供便民缴费项目近6600项，覆盖了全中国绝大多数水、电、燃等公共便民缴费服务。

未来，可以预见，金融与前沿科技的深度整合将是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但无论是科技引领，还是回问初心，我们这些金融人始终要把自己定义为“服务员”，为百姓更美好的生活，做好服务。（口述/李晓鹏  整理/本报记者 崔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