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在引领教育变革，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我们将如何面对变革又将如何推动变革？本期对话北京市政协委员，“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余胜泉。

——编者

▶▶▶发挥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工具价值

人民政协报：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那么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还处在什么阶段？

余胜泉：目前我国正处在人工智能自身发展与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应用发展的飞速迭代关键期。政策层面非常支持，但从实践层面看，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仍以浅层次的应用为主，且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可持续发展体系仍未建立起来。因此，在我看来，我们更应该以问题为导向扎实、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发展。

人民政协报：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余胜泉：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认知外包”的理解不够，进而衍生出了很多其他问题。这里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认知外包”，简单来讲，就是指在智能时代爆炸式增长的信息要求人类借助外部设备来增强自身的认知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认知外包”已经成为适应复杂现代社会所必需的。

但现在问题就在于，很多人无法理性地认识“认知外包”。认知外包并不是人工智能为人类赋能的终点，其本质只是帮助个体建立起一个能有效联系自身内部认知与外部信息的网络，并协助个体在这样的网络中找到平衡。这一过程强调个体要借助人工智能更有效地进行信息连接，实现更深层次的认知架构，以促使个体获得完备的知识及相应的能力。

但就教育领域而言，当前阶段，学校和教师对“认知外包”的产生机理理解得并不深刻，在教育过程中存在跟风、盲目、不当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现象。造成学生一味地通过“认知外包”来解决学习问题，而省略了自己的思维锻炼。这一方面导致学生思维懒惰与幼稚化，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判断力、创造力和主动成长的内驱力；另一方面，也造成学生认知肤浅与碎片化、认知偏见与极端化，可能完全陷入到“认知外包”的陷阱中。

人民政协报：看来如果我们不合理地运用工具，就很可能被工具的负面影响反噬。这也是近期复旦大学等高校行动起来限制学生在作业中过度使用AI的原因吧。那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余胜泉：是这样的。在课堂教学中，科学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是人工智能实质融入教育业务的标志。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根据所学到的模式和知识，生成新的内容，如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要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政府组织一线教师、学校与教科研机构共同研发并出台依据学习科学规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学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从教学法的维度指导教师科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教学，帮助学生跨越“认知外包”的陷阱。

除保证科学外，《指南》还应特别强调人本主义价值，即教师要通过知识创生的教学范式来激活学生的多层次网状认知结构。具体来说，教师要基于概念结构开展教学，指导学生运用智能技术认知工具，来逐步进入对核心概念的认知进阶。当然这要求我们首先要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原理与教育应用潜力的理解、提高其运用技术开展教学的能力，以高质量推进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人工智能式深度教学。

▶▶▶以变革促发展 以发展促变革

人民政协报：我们能否借助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去解决当前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或推进教育发展变革？

余胜泉：这的确是人工智能要做的事。人工智能是新质生产力，在教育领域应用，要以破解教育难题为导向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公共服务的工作，不能再去强化早受诟病的“讲测考练”式的教育。要坚持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推进素质教育等教育理念为引领，增加高质量教育资源供给，推进教育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要通过研究、技术、产业、政策、实践等跨领域的协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教育核心业务场景、学习科学规律、政策与机制四位一体融合的创新变革，打造面向未来的教育新体系，破解薄弱学校教学质量提升、乡村学校教师赋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身心健康发展、问题解决能力评测、综合素质评价、教师工作减负与能力提升等一批教育发展难题，助力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实现兼顾个性化和规模化的高质量教育发展目标，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

▶▶▶要让一切变得可持续

人民政协报：为推动人工智能持续为教育赋能，还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我们着力破解的？

余胜泉：在我看来，还有两个问题，亟须关注：

人工智能教育服务缺乏长效可持续的运行机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复杂的技术使其应用服务的持续运行和维护工作日趋高深和繁重，普通中小学校单凭自身能力无法应对技术的迭代更新和应用运维。传统一次性售卖软硬件的商业模式难以适应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需要，无法保障相关服务的持续发展、持续维护和持续产出。“一事一议、一年一议”的经费申请机制也难以保障基本维护的保底投入以及重点项目的延续投入，多元资金支持的人工智能教育投入机制还未形成。

教育人工智能缺乏持续研究创新的机制。教育的实践与发展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核心遵循特定规律与原则，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应当紧密结合学习科学、学科教育以及国家教育改革趋势，围绕师生发展需求，明确技术研发的方向与服务的内容，这需要学校、企业、教育研究机构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研究持续创新的机制。但目前的情况是，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市场大多被企业所主导，教育研究机构、高校等研究机构参与较少，这也造成很多内容产品因缺少科学探索和制度约束而出现“生拼硬凑”问题。

人民政协报：面对您谈到的如上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余胜泉：首先面对可持续运行机制匮乏问题，应建立更加完备的人工智能服务的购买机制。具体要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第一，积极响应数字社会云网融合的发展趋势，以完善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市场与服务租赁和购买机制为抓手，推动人工智能教育服务从传统平台和资源依赖向服务导向转变；第二，在生均经费中设置专项资金支持教育单位以租赁或服务购买的形式按需引入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将基于人工智能的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并建立健全服务购买过程的跟踪和监督系统，以确保服务购买的正当性与服务内容的恰当性；第三，政府应制定并发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规范，确定详细的人工智能教育服务购买目录，准许符合规范准入的企业提供教育服务，同时建立相应的教育服务评价和淘汰机制，以满足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市场；第四，以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将基础设施、数据处理、教育资源、教育业务系统以及教育工具等以高度智能化的服务形式对外开放，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教育领域的赋能。

而面对持续研究创新机制匮乏的问题，我建议设立一批教育人工智能的创新基地。具体来说要在以下三方面发力：第一，在全社会建立教育人工智能的创新策源地，以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创新基地，探索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方案，形成可推广的优秀案例和先进经验；第二，重视教育学对教育人工智能研究与实践的指导，发起高校、教育研究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协同互动，形成多学科交叉、复合背景的联合团体；第三，围绕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教育新范式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的方向，对接学校实践需求并以学校为试验田，联合团队以教育绩效为导向促进理论成果、技术研发、应用服务与实践场景落地之间的转化与融合，形成“实验—示范—推广”的教育人工智能发展生态。

人民政协报：了解到您一直特别关注北京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发展领域的情况，那么在您看来，未来北京在相关领域应开展怎样的示范性及引领性探索？

余胜泉：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拥有众多优势和资源。近期北京密集出台了《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行动计划（2024—2025年）》《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工作方案》《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2024年）》等文件，形成了推进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整体框架。在此基础上，如我最开始介绍的，北京颁发了系列的政策文本，有序推动了相关领域的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2019年北京还召开了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并在会上发布了《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北京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行动计划》等倡议，一定程度上为凝聚各国力量探讨人工智能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教育事业作了有力探索。

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当前仍然没有实质性地参与“人工智能﹢教育”变革的国际网络。相应倡议颁发后，持续性的合作项目还较少。与此同时，在联合研究与开发、人才培养合作、吸引国际资源与投资等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充分。在我看来，要充分发挥北京的定位与资源优势，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国际合作。通过建立基地、吸引人才、提升话语权等方面，把北京建设成为“人工智能﹢教育”的世界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