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网约配送、在线协作、内容创作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据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劳动者的工作模式与传统就业模式截然不同，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与算法管理深度绑定。而目前算法驱动的平台劳动管理呈现‘去人性化’倾向，不仅影响了广大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也制约了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8月25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专题讨论现场，成岳冲常委一开口就将发言主题聚焦于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

“的确。2026年以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信访问题有所上升，算法管理缺乏约束是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个方面。”李文章常委表示。

算法管理在新就业形态中扮演着“指挥棒”的角色。以网约车行业为例，算法会根据司机的接单率、完成率、评分等指标，动态调整派单优先级，甚至影响司机的收入。外卖行业更是如此，算法不仅负责订单分配，还会计算出从商家取餐到送达用户手中的预计时间，对骑手的行驶路线、配送速度进行严格管控。

在成岳冲看来，一方面，平台企业的逐利性决定了算法的“效率至上”导向；另一方面，算法“黑箱”也导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缺乏预期性和参与度。

“算法的透明度与可解释度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难以追溯其计算过程，对关系到订单分配和抽成比例等核心算法参数无知情权，也不具备实质性的参与机会，异议申诉和权利救济机制严重缺失。”成岳冲直言。

这与李文章在信访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相互印证：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实现利益最大化，主导计价规则与抽成机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迫接受高强度工作；有的规则制定不合理不公开，存在“霸王条款”甚至随意扣款，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时间、劳动收入、劳动强度等方面受到“算法压榨”。

“一个好的算法系统，不应是冰冷的‘监工’，而应成为劳动者可信赖的搭档。”

“算法要能够‘看见’奔波的身影、‘感知’劳动的价值，这才是有温度的科技。”

“应对平台协议进行‘全面体检’，规范报酬支付规则，降低抽成比例，取消、降低扣罚款，限制最长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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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和委员们针对平台算法管理各抒己见。

成岳冲认为，应推动平台算法管理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建立算法强制披露制度，保障从业者知情权。同时，构建第三方算法审计机制，结果向社会公示并作为平台合规评价的关键指标。

“此外，畅通从业者参与治理渠道也很重要。应规定平台在制定或修改涉及从业者重大权益的算法规则前，通过劳动者代表座谈、线上意见征集等方式听取意见，并建立高效便捷的异议申诉与复核机制，确保从业者因不公算法决策能够获得及时救济。”成岳冲说。

李文章进一步提出，可进一步完善相关劳动法律法规，规范劳动基准，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有法可依。

“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依法循序渐进推进立法工作，适时推动将相关办法制度等上升为行政法规，最终纳入国家法律体系，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数字时代特征、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全国性立法。”李文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