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讲，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关系，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不同的重点，甚至不完全相同的做法，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进行客观的研究。我们在研究协商民主之始，就已经注意到，在西方，协商民主是在选举民主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在选举民主在实践中遇到困难(比如选民参选热情下降、选举解决不了公民关心的公共利益问题和对官员道德的制约问题)的背景下，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由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来的。但是，中国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首先，在中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来看，是先有协商民主，后有选举民主。也就是说，中国的协商民主并非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而存在的。1949年，新中国实行的是协商建国的原则，即是通过邀集各民主党派和各个界别、各个民族的代表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充分协商形成“共同纲领”，根据这个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新中国的。当时，政协委员是邀集来的而不是普选产生的；政协委员之间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政党背景、界别身份、民族归属，但又有共同的政治追求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可以开诚布公地进行对话和协商的基础；政协委员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协商，在协商中求同存异，形成“共同纲领”这样的共识；政协委员也对协商的成果进行投票表决，但前提是先进行充分的协商，投票表决只是求同存异的一种形式。

　　其次，在中国，从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还要保存人民政协的历史实际来看，让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并存是为了完善人民民主，实现最广泛的民主。我们都知道，人民政协最初是作为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存在的。按照这个道理，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后，人民政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还是决定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保留人民政协，其理由就是毛泽东当年说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宪法草案就是经过协商讨论使得它更为完备的。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这里讲的“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因为，人大代表是经过普选产生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是选举民主有一个游戏规则即“少数服从多数”，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少数人的民主权利怎么样也能够得到保障的问题。毛泽东就是从这个独特的角度提出“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这样，就在中国出现了“两会”即人大和政协这一独特的民主制度，也就形成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当然，由于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在经济上实行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根据这样的经济体制建立了党政不分的一元化的领导制度，致使人大和政协都有名无实，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民主功能和作用。但是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好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可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完善它，形成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显然，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中，这两种民主实现形式不能说谁是谁的补充，而是各自独立运行又共同发挥作用的。

　　再次，在中国，从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政协的实际运作来看，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在各自独立运行过程中又相互联系，在国家决策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比如我们现在每年在3月份召开的“两会”，政协比人大先开两天，政协委员审议讨论政协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和提案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是；人大开幕后政协委员列席人大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两高”报告；同时，政协委员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本界别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联组讨论，并邀请党委和政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或参加对话，大家畅所欲言，出谋划策；会上，政协委员还可以提交自己的提案，反映社情民意；如果有人事问题的议程，还要在会上进行充分讨论；最后，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或鼓掌通过等形式形成会议的各种决议。

　　任何人只要具体地考察了中国的“两会”及其开法，就可以发现在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两高”报告这个环节上，人大与政协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其他各个环节上人大和政协各有各的任务。人大和政协最后都有一个投票表决的环节，在人大那里审议讨论是为了表决，形成对全社会每一个公民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或决议；在政协那里主要是对话讨论，表决是为了体现政协委员求同存异的共识，为党和政府决策建言献策。因此，中国的选举民主中有讨论和协商环节，协商民主中有投票表决的环节，在有些程序和讨论的问题上可以是共同的，两者之间有相互联系的一面，但总体来讲这样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各自独立运行的，不能说这两种民主形式谁是谁的补充，也不能说这两种民主形式的作用谁大谁小，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都可以在国家决策中发挥自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