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惠强，工学博士，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中国工程机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楼宇科技研究会理事长，上海市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长期从事机械设计及理论、科技发展及管理两个专业的教学科研。已培养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40多名。著有《金属结构》等专著6本。负责完成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等几十项课题，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郑惠强，历任民盟同济大学委员会委员、副主委、主委，民盟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委员、常委、副秘书长、副主委以及首届二届市委青年委员会主任；还曾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自2007年4月担任民盟上海市委主委以来，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把准方向、善出思路、用好干部，团结带领班子成员使上海民盟地方组织各项工作有了开创性进展。2010年12月增补为民盟中央副主席。2012年连任民盟上海市委员会主委和民盟中央副主席。

　　■■“青年”郑惠强:三个妈妈的故事

　　郑惠强，1953年生。

　　郑惠强的父母都是广东潮汕人，父母在家里说的是汕头话，郑惠强虽然不会说，但基本都听得懂。而从父母身上表现出来的勤奋刻苦、克己谦让都让他对家乡充满了向往和感情。“吃亏就是便宜”、“书读到肚子里就是自己的”……妈妈常常用这些朴实的话教育青年郑惠强。

　　1970年郑惠强从上海向明中学初中毕业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段时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笔精神财富。”刚到安徽的两年，他几乎天天要肩扛远远超过自己体重的高粱秆、穗头。他的脚上至今还留着砍玉米时留下的刀疤。当时虽然脚受伤了，但因为没有药，伤口生了蛆还在继续劳作。在安徽凤台县马店公社插队的那些日子里，郑惠强住在农民张妈妈家。老太太虽然穷，但给郑惠强吃饭从来不计较。一次张妈妈的儿子说，“妈妈说没有现钱买煤油，能不能借两块钱？”郑惠强回上海时因为缺钱买车票，就去问张妈妈讨回了那两块钱。现在回想起来，郑惠强觉得十七八岁的自己太不懂事了，想想也内疚，他至今保留着安徽妈妈送给他的一只亲手用高粱秆编织的篮子。

　　回到上海读大学时，从未接触过数学的郑惠强，连平方根和一元二次方程都不会解。他就找了许多初中和高中的复习资料，从最基础的做起，几千上万道题下来，到了第三学期他就成了课代表。

　　同济大学工程机械专业毕业后，郑惠强留在学校当助教。上世纪80年代，郑惠强作为访问学者在联邦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待了一年。那时为了省钱，他在一对德国老夫妻家里租了一间阁楼房。一开始，老太太对他很冷漠，原来老太太的女儿从不回家看望她，而且以前的住客让老太太对留学生印象不佳。但是郑惠强，有空就陪他们聊天、下雨了帮他们收果园水果，还给他们做霉干菜烧肉，老太太很感动，认了郑惠强做干儿子，每天给他送水果吃。郑惠强回国前，老太太将年轻时亲手织的布送给了他，今天郑惠强还珍藏着德国妈妈的珍贵礼物。

　　潮汕妈妈的教育、安徽妈妈的朴实和德国妈妈的宽容让郑惠强迅速成长，养成了锲而不舍、吃苦耐劳的习惯。当年，和他一起出国的几位老师都没有按时回来，而他却背着行李回到了上海。“虽然国外的生活条件、学术环境等各方面都比国内好，但一方面，在德国读一个博士学位至少要花7年时间，我想如果回国边读书边工作多好啊；另一方面，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我不准时回来，学校就无法再申请到世界银行贷款，下一期教师出国进修经费就成问题了。人一定要讲诚信，所以我回国了。我始终认为我的选择是对的。”

　　■■“师者”郑惠强:一种“师生情结”

　　时间回溯到1992年，沪上《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郑惠强班里的毕业生哭着和他道别、堵住了公平路码头的报道，81个学生都舍不得这位担任了5年老想着他们的班主任。

　　在同济大学当老师的郑惠强，即使不做班主任，他也会把每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关心。女生之间有了“疙瘩”，找郑老师协调；男生有什么心事，找郑老师疏导；如果听说郑老师要出差，那当地的毕业生一定会打电话邀请“一定要来我家做客！”

　　郑惠强就是这样一位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又受同学们欢迎的老师。站在教室讲台上授课，是他最大的乐趣。所以，即使在2013年年底因年龄关系卸任了曾担任6年的同济大学副校长，他仍放不下教学工作，作为博士生导师继续指导着同济大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

　　“我曾亲眼看到学生拿着一把角票交学费，这对我触动很大。”身为教师，郑惠强希望自己的学生都能够不为经济所累，安心读书。然而现实中，仍然有因家境贫困中途辍学的学生；听说学校里有学生为了节省饭钱交学费，打一个菜要分两顿吃；看到媒体上报道的一个贫困学生，一年的菜钱仅有8块多钱的时候，郑惠强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为贫困学生做些事情。此时的郑惠强已经有了一方新的舞台，他从1994年起连续两届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在国外，留学生都是靠打工养活自己，而我国却没有这种渠道。”曾在德国留过学的郑惠强萌生了以勤工助学解困大学生的想法。1995年，在上海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郑惠强提交了《为高校特困生解困的三点建议案》，建议高校建立学生勤工助学协调机构，从而为特困生提供有效的资金保证。考虑到学校伙食费因进货渠道所限、价格难以下调的因素，郑惠强大胆地提出在郊区开辟大学生学农基地、作为特困生勤工助学场所的建议，而学农基地生产的农副产品可以直接供应高校学生食堂，从而降低伙食成本。

　　提案提出后，上海市教委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久就建立了大学生勤工助学的管理机构。该提案同时还作为民盟市委集体提案，获得了上海市政协优秀提案奖。

　　提案落实后，郑惠强密切关注其实施效果。通过多方调研和对一些国家的考证，郑惠强发现，国外主要的助学渠道并不是打工，而是贷学金，也就是用明天的钱读今天的书。1998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在全国首创“助学贷款”，但由于种种原因，申请借款的学生并不多，难以推广普及。看准高教贷学金制度的发展趋势后，郑惠强于1998年上海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完善本市高等教育贷学金制度的几点建议”，建议上海市设立金融机构参与的贷学金管理网络，统筹高校贷学金管理。这一提案被列为大会发言后，又被选作全国政协的大会发言，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第二年，贷学金制度便开始在上海、北京等8个城市试点。然而跟踪了一年，郑惠强发现，助学贷款制度这件好事并没有真正被做好。针对不断出现的欠贷现象，郑惠强分析认为，导致大学生诚信缺乏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助学贷款制度的还贷机制和方式尚待完善。2000年2月，在上海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郑惠强又提交了《改进和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的若干建议》，根据大学生就业的实际困难，建议将过去的4年偿还期限延长至10年，同时建议降低贷款利率，针对外地学生找不到合适担保人而放弃贷款的情况，建议放宽担保政策。

　　郑惠强满怀深情地对记者说:“作为从事30多年高等教育的大学教师，与大学生长期相处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常有为大学生说话的‘冲动’，尤其是为贫困学生呼吁，也已成为我的‘老字号’产品了。有人说，这是一种‘师生情结’。”

　　“冲动”源自于生生不息的爱心涌动，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