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温州“金改”两周年。

　　两年前，温州获批全国第一个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时，人们寄望温州“金改”可以诞生温州本地的民营银行，以此解决温州民间企业融资难等困局，进而化解因2011年民间借贷而引发的温州危机。

　　然而两年过去，温州危机并没有彻底解决，因此而产生的企业凋敝、房价下跌仍在蔓延。姗姗来迟的民营银行试点，并没有体现出给温州的特殊政策，温州“金改”所取得的成效与人们的预期尚存相当的距离。

　　“民营银行解决不了温州融资难题”

　　3月11日，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透露，目前已经选择一批民营资本共同参加第一批5家民营银行的试点工作；此次试点，将采取共同发起人的制度，每家试点银行的发起人不得少于2家民营资本。

　　在5家民营银行中，温州占据了一个半：温州本地企业正泰集团和华峰集团共同发起组建一家；温州籍企业家创办的均瑶集团将与复星集团共同设立一家。

　　“我原以为（设立民营银行）只会允许温州金改试验区先行先试，而最终结果是全国各地开花了，但这也超出了我的预期。”温州理财师协会、金融家计划的发起人陈曙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陈曙认为，如果没有两年前在国家层面设立温州“金改”特区，民营银行的改革推进就不会这么快。如今各地纷纷组建民营银行，正是“沾了温州金改的光”，“当初温州各界在设计温州金改时，就已经把设立民营银行作为温州金改的主要内容。温州民间资本雄厚，而民营银行的区域性和草根性有利于其服务更广泛的金融消费者，促进银行业的包容性发展”。 

　　但具体到温州正在组建的首家民营银行，陈曙认为，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温州企业所面临的融资难问题，仅仅依靠一家民营银行是无法解决的。而除了民营银行外，温州更需要综合性、多样性的金融业态。比如引进私募创业基金、股权基金等金融体，才能逐步、 彻底解决温州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再议危机根源：

　　是金融过剩，而非金融短缺

　　“温州人一直有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我们一直走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前沿，温州就像中国经济的温度计，这里发生的任何现象都比别的地方早，本轮温州以房地产暴跌为表象的危机，接下来在国内其他地方也会发生。”温州经济部分泡沫正在破裂，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对温州经济来说，最大的“雾霾”是温州的金融环境，“温州企业的借贷危机还没有完全化解。”

　　2011年5月，温州市政府请华尔街投资家刘君博士来温州做演讲。

　　演讲结束，陈曙开车送刘君去温州机场，他特地把车停在机场所在的永强镇，指着城区说：“刘博士，如果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话，这里就是一个发源地，请你记住这个地方，这里叫永强。”

　　永强镇，位于温州市龙湾区。这里聚集了合成革、不锈钢等生产企业，曾经是全国闻名的皮革和不锈钢生产制造中心。2011年前后，永强流行着一段顺口溜：“我的家乡在龙湾，有个地方叫永强；远看永强像天堂，近看永强像银行。”——银行，即指永强盛极一时的民间借贷。

　　“以前人人都做实业，但在2011年前后，人人都涉足‘高利贷’——所谓的民间资本游戏，地上、地下的钱庄就有3000多家。”陈曙向本刊记者回忆说。

　　据201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元，占温州全市银行贷款额的20％。

　　温州中心支行当年二季度的调查显示，民间借贷参与规模首次超越房地产、股票、基金等投资方式。依据该调查，当时温州已有89%的家庭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有一个说法是温州民间资金有6000亿，也有说一万亿的，但这些也没有调查依据。但总体来说，比官方公开的1100亿要多，但也没有传说的那么庞大。”原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回头看，多数温州企业家认为，正是金融过剩而不是金融短缺，造成了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从宏观政策层面看，民间借贷本身为大型银行外的金融服务的补充，其集中爆发的原因正是因为银行银根宽松之后突然收紧的结果。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引发机制是2008年之后急剧变动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调控双重叠加的结果。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民营医院温州康宁医院执行院长王莲月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温州爆发危机的原因除了人性的贪婪外，也与政府的政策引导有关。之前的政策太宽松，很多企业以发展实体经济的名义去贷款，钱很容易就可以拿到手里，然后便被用作自己的高风险投资。但后来政府政策一紧，于是就出现了问题。”

　　“就像在房间里一会儿给你开冷空调，一会又开热空调，你不感冒也会打个喷嚏。”王振滔认为，政策缺乏连续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不正常也直接引发了企业危机，“没有一家银行会给企业雪中送炭。银行对一般的企业都只提供短贷，很少有长贷的，最多也就贷一年、半年。而我们企业的项目很多都需要三四年才能完成，有的时间更久，一年的短期贷款怎么能支撑项目的发展？而且国家政策一旦有变动，银行就收紧银根，更不愿意为企业雪中送炭了。”

　　法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彭星认为，除上述外部原因外，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根源，正映射出温州实体经济出现的问题。危机的爆发与早几年温州企业过度投资也密不可分。

　　马津龙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制度根源就是我们现在半市场、半计划的经济环境中，一方面是民营企业，一方面是垄断企业，这种制度的安排，必然会发生碰撞。如果制度上不做改革或调整，在温州发生的危机也会在其他地方发生。

　　马津龙强调，不能因为爆发了危机就否定民间借贷本身。在他看来，温州民间借贷并不存在普遍的“高利贷”现象。“就存贷利差来说，国有银行垄断造成的极低存款利率基础上的较高贷款利率，才是真正意义的高利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