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协商民主的实效性，需要对这一命题本身进行研究。讲清楚什么是协商民主实效性的内涵，衡量这一实效性的标准或维度是什么。按照一般的看法，一个意见或建议为政府部门采纳并在行政中实施，就是有了协商的实效。这当然没有错，但作为协商民主来说，这样的理解又有简单化之嫌。协商民主作为一个对话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环节，都会产生一定的实效，比如说，协商各方通过坦诚交流、平等对话，每一方都在听取对方意见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自己在协商开始之时的观点，使得协商各方一步步彼此靠拢，最终达成共识。这就体现了协商的实效性。从协商话语而言，这一共识即便没有马上进入决策，但是它形成了一个议题，成为决策者和公众关注的对象，那么这也是一种实效性的体现。因此，衡量协商民主实效性的标准或维度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综合性指标体系。从这一指标体系出发，可以获得观察协商民主更加宽阔的视野，启发我们从创新的角度推进协商民主的思路。比如，在机制创新中设计一些看似微观的程序关节点，以增加对话的密度和环节，就可以显著地增强协商的实效性。

　　（三）

　　协商民主研究的深层拓展，要有志于建立世界范围内有解释力、说服力和竞争力的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体系。如上所言，我国有着堪称世界独特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和运作历史，也面临着自身独有的问题系列，继承着自身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这都为我们构建系统的中国协商民主理论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现实基础和思想资料。多年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在中国协商民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多方面进展，为构建系统的协商民主理论提供了大量成果。这些成果显示，深刻的成熟的自信的理论并非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与世界文明潮流互不相关。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不但要在独特性上、在中国特色的阐述上，而且要在与世界的对话中、互相借鉴中构建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揭示其更深刻的一般原理、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等，在理论的深刻性上超越他们，彰显中国协商民主理论的解释力、说服力和竞争力，这无疑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种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世界产生和发展起来，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显学”，至今已成为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吸引了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如罗尔斯、哈贝马斯、福柯、吉登斯等人的参与，论著繁多，观点繁富，各家的观点也都见仁见智，互有差别。虽则其基本出发点，无非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缺陷与弊病，试图开出救治的药方，但其中也不乏论述深刻的作品。了解国外的协商民主理论和学者对向协商民主转型的呼唤，再回观我国协商民主的系统性制度及其成功运作，能够从特定角度加深对我国协商民主优越性的认识。他们的一些具体研究，比如提出协商民主并不是要否定和替代选举民主，作为协商民主基础和出发点的选举民主并不是不好，但是还不够，而且有弊病，所以要用“更多的民主来救治民主的弊病”，使民主更真实、更广泛、更普遍。这样的观点对于理解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关系，不无参考意义。又比如对协商“话语”特征的哲学分析，对协商在制度内传递路径的描述，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不无启示。总之，构建中国协商民主的系统理论，必须坚实地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吸收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协商民主研究的有益成分。（作者系民革中央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