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温“自贸区热”

　　设立自贸区意在破旧立新，因此“拼政绩、要政策”或者“排队占位”的老路子或投机心理，显然是“搭错了车”

　　“所有的申报流程都停了下来，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反省，并重新考虑申报方案。”日前，权威部门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透露，由于中央高层对自贸区申报存在的问题“不甚满意”，愈演愈烈的自贸区申报热潮被紧急叫停，并打回重新审查。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这样的表述，让不少地方产生了联想。于是，“自贸区”开始成为继经济特区、综合改革试验区以及保税区等之后，又一个深受地方政府青睐的新平台。

　　据不完全统计，在2014年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写到要申报自贸区的有20多个，这还不包括广西凭祥沿边自贸区，长沙文化创意自由贸易区国家试点等。然而，与地方的热情高涨相比，中央的态度一直较为谨慎。此次叫停，更是让第二家自贸区的审批在短期内难见下文。

　　“在等待总结上海的经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认为，目前上海自贸区正在积极推进各项试验内容，包括出台调整后的2014版的负面清单，鉴于有些开放的内容及制度创新的模式还有一个落地的过程，所以目前尚难总结提出可以复制推广的成熟经验，因此设立新试点的条件还不成熟。

　　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各方在设立自贸区的意图上大相径庭。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自贸区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但从现实来看，一些地方追求的还是跑马圈地和优惠政策这一套东西。”上海自贸区方案设计的参与者、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强调，这样的思路不仅不会让中央动心，而且恰恰是中央所反对的。

　　“国家设立自贸区，旨在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但目前看来，不少地方其实并未真正准确把握中央的用意。”上述权威人士谈到，中央高层之所以紧急叫停各地的申报行为，就是要让地方好好冷静一下，仔细琢磨体会中央的良苦用心，“如果只是单纯地建几个贸易园区，国家还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吗？”

　　一哄而上为哪般

　　越来越长的自贸区申报名单，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开发区热”。借着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热潮，自1992年开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各地兴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外商工业区、贸易保税区、金融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开发模式大量涌现。

　　据统计，至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除由国家部、委、办批准的开发区达近200个之外，各省、市、县批准的开发区数目高达6000余个。尽管大部分开发区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巨大的正面带动作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条件不成熟的开发区匆匆上马，结果留下了不少至今都难以解决的后遗症。

　　更高标准的自贸区，显然不能再一哄而上、重蹈覆辙。“高层一再强调，要把防控风险作为重要底线，要在建设自贸区全过程都掌控好风险，努力排除一切可能和潜在的风险因素，这说明自贸区的试验是有很大风险的。”在王新奎看来，高风险意味着高标准，全国来看，当前真正能够符合“试验田”标准的地方屈指可数。如果违背经济规律地盲目建设，后果可想而知。

　　“尽管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外界对于‘若干’通常理解为不超过十个。”霍建国也认为，中央对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试验有其独特的定位和战略考虑，三中全会文件表述得十分清楚，即在推进现有试点的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园区或港区，所以应正确理解条件是什么。

　　霍建国认为，首先应具备一定规模的国际贸易、服务贸易、投资领域的发展条件，才能考虑建立自贸区，所以各地不应盲目攀比，“未来新的自贸区应该对周边经济发展有带动作用，如果自贸区建起来后，只对本地有好处，经验不能复制，那么，它的试验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不仅如此，从以往的教训来看，如果自贸区项目过多，就会加剧竞争。而在压力之下，各地往往会本能地加大政策优惠力度，形成“政策洼地”，从而将制度创新这一自贸区设立的初衷抛之脑后。

　　对于这样的形势，地方并非毫不知情，但似乎依然阻止不了申报的热情。“这一轮开放的‘班车’，无论如何不能再落下。”采访中，一位西部地区地方官员的表白，既显示出各地方申报自贸区的急切，也透露出本轮自贸区热背后的缘由—除了高调宣布追求改革的姿态，更多则是“排队占位”的攀比心理。

　　“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起码在新一轮的开放平台上不能落后于别的地方，这是现在不少地方的真实心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向本刊记者表示。

　　采访中，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也向本刊记者表示，以前探索改革开放设立特区、开发区，建试点的经验表明，试点的地区往往发展快，而且不光当地受益，地方官员提拔也快，“因此，在此次自贸区申报热潮中，依然充斥着唯恐落于人后、将来在政策上吃亏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