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猪肉占我国肉类产量的65%。现实中，我国猪肉质量安全状况较差，肉类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其背后是市场失控、监管失灵、道德缺失现象普遍存在。日前，《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四川等多个畜牧大省采访发现，在养殖、屠宰、加工等产业链上多个重要环节上，生猪疫病问题是目前行业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而为了应对隐患而建立的可追溯体系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疫病“凶猛”散户应对难

　　四川省彭州市金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晓城告诉记者，饲料用抗生素残留、疫病、瘦肉精添加、注水猪肉等问题是目前生猪养殖、屠宰、加工等产业链各个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隐患，也容易引起消费者对猪肉产品的消费恐慌。

　　多位专业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产业链上各环节所存在的各项质量隐患中，生猪疫病问题是行业现在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随着养猪规模的快速增长，病毒变异的速度越来越快，除了前几年的猪流感，近年来的口蹄疫、猪瘟等发生频率也不低。

　　据介绍，很多重大疫病问题都是由于高密度养猪所造成的，目前大部分养猪场普遍做法就是数头猪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过密养殖，使猪极易得病，而因为空间狭窄猪缺少运动，猪肉的质量也无法保证。

　　随着养猪业的不断发展，规模化、科学化养猪已成为趋势，养猪散户的比例正逐渐缩小，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散户仍在坚持，而高发的疫病正是这一个群体最难应对的问题。记者在采访四川省彭山县的一家个体养殖户时了解到，目前该户养殖的生猪存活率大概仅为规模化养殖场的六成左右，极大提高了养殖户的成本。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面对疫病可能带来的质量安全时，监管部门能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说，“以前我国猪肉质量监管的体系比较混乱，养殖是由农业部门负责监管，屠宰是由商务部门负责监管，加工后进入市场又是由食药监督部门负责监管。所以当猪肉质量安全事件出现时，每一个部门都会试着把责任推给其他环节，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套完整的可追溯体系。”

　　为了加强对动物疫病防控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2005年，农业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开始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开始了畜牧业信息化建设的尝试，近年来，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内蒙古等十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开展了相关工作。

　　四川省动物卫生监督所专家梁文斌介绍称，动物与动物卫生监管信息化是一个涉及动物繁育、饲养、屠宰、加工、流通和贸易等各环节全过程的安全监管系统。基本做法是对动物或畜群进行标识，对有关饲养、加工场所进行登记，通过出具检疫证明监控其流动，在发生疫情或出现食品安全事故时实现及时溯源并迅速处置的目的。

　　而可追溯管理正逐步成为国际畜产品市场新的技术壁垒，我国从2007年起连续三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明确提出建立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的要求。

　　可追溯体系存在多重问题

　　据梁文斌表示，可追溯系统的建立，首先是按区域对农户、规模养殖场的基础信息建立电子档案，制作成统一的基础信息电子表格，由村防疫员(规模场兽医)将其所管辖养殖户、规模养殖场逐户统计，再由各乡镇汇总上报到县，及时准确反映辖区内农户数量、从事养殖农户数量以及饲养畜禽的品种、存栏、出栏、死亡、耳标佩戴等基础信息和生产、防疫信息。

　　同时，利用以上信息综合排查，及时准确追查动物及动物产品的产地、饲养者、防检疫责任人，以及其流动路线，实现重大动物疫情和畜产品安全事件的快速追踪和责任追究。

　　而根据多位权威人士所提供的信息，因为数据库建设滞后，目前我国追溯体制的建设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一位专家更是直言称该系统现在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可追溯体系现在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管理体制不顺。据了解，目前各省追溯办所在机构大体是三三制，即1/3在行政、1/3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1/3在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加之行政、监督、疫控三大机构在追溯方面职责不清，造成管理与实施不够顺畅。

　　其次，可追溯体系的运转经费没有立项。各地普遍有意见，加上基建投资分散，难以集中连片全面开展，追溯效果难以显现。另外，目前政府对于耳标、识读器等追溯硬件设备生产与质量管理缺乏规定，一是造成旧标、假标和低质量标占有相当比重，严重影响识读效果。二是识读器识读效果提升较慢，对静态标识识读效果较好，对动态标识识读效果尚不令人满意。

　　而最大的问题，则是数据库建设相对滞后。目前，中央数据库在统计、分析等多方面软件尚未开发，难以全面展现追溯体系的功能和作用。据相关专家介绍，现在全国已有九成以上的生猪佩戴了电子耳标，然而因为没有相应的数据库，能实现可追溯的还不到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