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加强国企监管权力膨胀

　　中部地区一位国企负责人说，前几年地方政府为了发展L E D产业，有意引进一家民企项目，但因这家民企提出要和地方国企合作。“市领导找到我们，但当时我们就调查发现项目存在巨大风险，无奈‘上面发话了’，只能硬着头皮上，结果中途为了止亏还是退出了。”

　　这位负责人坦言，这样的项目往往是搞好了皆大欢喜，搞不好就会给企业造成严重负担和国有资产流失。“我们的‘乌纱帽’都是‘上面’给的，谁敢不听话？”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各地采访发现，不仅党政部门直接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的案例屡见不鲜，企业的人事安排也有为个人谋福利之虞，甚至把国有企业当作另一个“钱袋子”和创造G D P的工具。

　　河南省国资委主任肖新明坦言，一些政府部门仍把国有企业看作政府的“附属物”，把企业当做安排干部、办福利的平台；国有企业如果不从政府的“附属物”中解放出来，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党政部门影响企业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人事任免，不少国资监管部门负责人和企业负责人对此有不少质疑：在央企层面，曾经的196家央企被划分为“53家”和非“53家”，“53家”的“一把手”由中组部任命，其余由国务院国资委任命。在地方国企层面，普遍存在“重点企业”与“非重点企业”的区别，个别地方还将原已下方给国资委的“重点企业”人事任免权收回到组织部门，引起“走回头路”质疑。

　　国务院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表示，当前他对国企改革最大的担心是走回头路，再回到政府直接管企业的老路子。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也表示，当初设立国资委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隔开党政部门与企业的关系，但现在“三分开”不仅没有执行到位，党政部门还越管越多，这就容易把企业管死，十几年的功夫就白费了。

　　“国资委有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职能，但是管哪些人、哪些事、哪些资产没有明确的界定。近几年来国资委越管越多、越管越偏、越管越细的趋势非常明显，如果都让国资委管了，我们企业负责人还有什么好管的呢？”一位央企负责人说。

　　这家央企在对公司管理事项进行梳理后发现，需要国资委管理的事项有39项之多。“企业被五花大绑，过多的精力用于应付‘上面’，哪有足够精力琢磨企业经营？这些事项中，究竟有多少是国资委有能力管、有必要管的呢？”

　　一位国务院国资委退休干部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国资委确实没有注意出资人行为边界问题。特别是现在监管体系比较完备了，各个厅局都想通过增加管理事项和考核来彰显自己的权力和政绩。“央企的情况千差万别，怎么能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这些人有几个是在企业干过的？有几个真正懂企业经营的？这样管只会把企业管死。”

　　另一位企业负责人则表示，“‘上面’怎么考核我们，我们就照搬模式考核‘下面’，至于考核是否合理，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跟着考核‘指挥棒’转，想方设法完成考核任务。”

　　与此同时，不少企业负责人和专家认为国资委还存在该管的事情没管好的问题。比如央企考核，一直没有规模偏小的企业获得A级，这样的考核结果难免引起质疑。

　　不仅如此，由于企业监管职能并非完全由国资监管机构承担，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定、人事任免、纪检监督等职权都散落在其他部门，这些部门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更脱离企业实际，监管机构没有能力讨价还价只能执行，使企业监管出现偏位，监管机构和企业都怨声载道。

　　此外，各种监督检查也让企业疲于应对。以央企为例，目前常态化的监督检查包括纪检监督、监事会监督、财务监督等，还有非常态化的审计监督、巡视监督。监督检查的必要性不言而喻，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复检查，既浪费监督力量，也给企业增添了不少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