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裸逃”漏洞大应纳入监管

　　2013年，当了30多年广州天河区冼村党支部书记的卢穗耕被免职后，立即带着家人“潜逃”出国。此前，他和妻子均获得澳大利亚国籍，在那里购置大量物业，且将财产转移过去。

　　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被网曝坐拥20亿元身家，后被查实涉嫌受贿罪，其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曾收受一房地产公司逾千万元“好处费”。

　　“随着国家反腐向纵深推进，村官贪腐外逃现象值得引起重视。”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说，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广州、深圳等大都市的村改为社区，但这些“城中村”仍具有村集体所有土地开发的红利，成了“村官”们贪腐和敛财的热土，手握土地审批权力的“村官”也应逐渐纳入“裸官”监管。

　　对此，一些地方已经在先行探索。广州要求2014名“村官”将护照统一上缴，并实施出国审批管理，填补了国家在管理“村官”出国方面的空白。

　　彭澎提出，村官纳入“裸官”监管还要有财物公开等配套机制，如对村官引入财产申报和任前财产公示制度，强化任期审计工作，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加强村务公开，公开内容涵盖农村集体资产和资源处置、征地拆迁补偿款等情况，多管齐下补齐村官贪腐预防机制的“短板”。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执行董事刘开明则认为，制衡村官权力的方向在于将“权”与“利”分开，探索“政经分离”，如强化村民股东大会的监督权力，强化村官的“职业经理人”性质等，避免部分村官大权独揽，让“村官”回归基层自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