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控烟履约的进程如此迟缓而艰难，原因何在？

　　吴明委员分析，相关的政府部门不作为是一个原因。比如多个缔约国的实践证明，在烟草制品的包装盒上印制醒目、清晰、画面较大的黑肺、烂牙、病容等警示图案，能够更强烈地传递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达到促使部分烟草使用者戒烟和阻止新的吸烟者，尤其是对低文化水平人口、儿童青少年以及年轻妇女等更为有效。但我们相关的政府部门始终不推动这项工作，只是在烟盒上印制字体很小、反差也很小的“吸烟有害健康”等意思较为含糊的警示文字。别国在烟盒上印制警示图案是阻止青少年和女性吸烟的有效措施。但仅仅因某些政府部门以与“中国文化”不同、“老百姓不能接受”为借口，而未被写入控烟规划中。

　　吴明认为，我们的控烟履约机制也存在问题。《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缔约方“设立或加强并资助国家烟草控制协调机构”，建立一个完全摆脱烟草业利益、坚定维护政府履约立场、领导我国控烟进程的履约机制。但我国是由烟草专卖局的一个部门牵头负责控烟履约，这等于让与烟草生产、销售等有关的管理部门来负责烟草控制。这种管办不分、政企不分的体制，导致无法摆脱烟草企业利益的影响。

　　烟草业能为政府财政带来不菲的收入，能够推动GDP的增长，所以关键要看政府有没有推进控烟履约的意愿。吴明说，如果在GDP至上的理念下，人的健康变成可有可无的了，那么这种GDP不仅没有含金量，反而含有大量的“烟灰”量。

　　二手烟危害仅是公共卫生问题吗？

　　“我们常常说我们走在艰难的控烟路上，中国控烟情况并不理想。”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感叹。

　　中国疾控中心烟草流行监测数据表明，中国超过70%的不吸烟者暴露于二手烟中。全球成人烟草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14个烟草高流行国家，中国人在工作场所二手烟暴露是最高的。

　　我们国家自从2003年批准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来，至今已经11年，但是烟草消费以及同烟草有关疾病的上升率，只升不降。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健康，不仅是公共卫生的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这正是黄洁夫所担忧的。

　　2009年以来，卷烟的价格表面上没有变化，但是由于收入的增加，物价上涨，卷烟的实际价格在下降，这使卷烟购买能力增加了60%。

　　刚刚完成的全国青少年烟草调查结果也显示我国近7%的初中生在使用烟草制品，80%的学生都不曾因为他们不到18岁而被拒绝购烟；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烟价原本就低廉。有四分之一的初中生是拆零购买的；在校园里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中；出了校园，大量的烟草广告促销又涌入学生的眼帘，甚至有些希望学校是用烟草品牌来命名的。在家庭中，一半以上学生的父亲是吸烟者。耳濡目染，将来这些孩子很难不成为吸烟者。

　　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人群患吸烟相关疾病的比例也在大幅快速攀升，与上个世纪70年代相比，中国男性肺癌发病率增加4.65倍，心脑血管疾病大幅度攀升，冠心病发病年龄提前10年。每年因吸烟导致140万人死亡，占到全部死亡人数的14.6%。如果烟草流行趋势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吸烟归因死亡比例将超过30%，烟草流行将导致巨大的经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