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汤一介先生经常谈到他的祖父颐园老人（汤霖，编者注）的一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是他一直秉持的家训。在2009年4月《儒藏》工程编纂工作研讨会上，他说，《儒藏》工程是难度很大的事业，正因为它困难，我们不能不做；正因它的意义很大，完成它就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在《儒藏》部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存山看来，没有这样一种精神，汤先生便不可能去承担《儒藏》的编纂任务。正是因为他有这样一种精神，进而成为编纂团队所坚持的精神，从而带动了参与这项工程的所有人员。

　　那么这个“事”到底有多“难”呢？下面的数据或者可以说明问题。

　　《儒藏》精华编中共收录中国历史上有关儒学的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文献500余种，编为282册；同时收录韩、日、越三国历史上以汉文撰写的儒学文献150余种，编为57册；共计约2.3亿字，339册！截至目前，精华编累计出版100册，编纂工作计划在2017年完成。而扩展为全本后，数字还将成倍增长，其中收录的历代中外儒家典籍文献将达到近3000种！

　　从编纂体例等具体工作上来看，如此大的规模，在我国的古籍整理中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专家学者们为此进行了大量研讨。中国历史上历代都有整理汇编儒家经典的举措，如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宋代合并刊刻的《十三经》、明代胡广等纂修的《四书大全》、清代阮元主编及主持校刻的《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等，尤其是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囊括了3000多种典籍。但这些均不能说全面和系统。而到了现代，儒家典籍整理出版非常丰富，但这些典籍并不是经过系统整理的大文库，而且多以影印本的形式出版，不仅普通读者阅读困难，专家学者查找资料也颇为费力。鉴于这种情况，《儒藏》该怎么做？

　　汤一介先生家学渊源深厚，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20世纪中国佛教和道教思想研究大家，其佛学研究力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学界影响深远。汤一介先生秉承家学，也对佛教和道家思想颇有兴趣。他阅读研究佛教文献利用的很重要的典籍就是《大正藏》。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曾以《赵城藏》为底本，补以其他各种佛典善本编成《中华大藏》，对保存和研究佛学文化具有很大意义。但阅读佛典和研究佛学的专家、学生以及佛教的信仰者、有兴趣于佛学者，还大都利用日本出版的这部《大正藏》。为什么呢？因为《大正藏》有断句（尽管有错误），有校勘记，便于使用。学者们往往是在利用《大正藏》发生字句上的问题的时候，才会去参考影印本的佛典或其原本。有鉴于此，汤一介先生认为《儒藏》的整理应采用繁体标点加校勘记的形式，并且要能够制作成数字化的电子文本，以便于检索。这个整理形式，对于阅读研究儒家典籍、儒家思想无疑是极为便利的，是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的，但也相应地极大地增加了整理与出版的难度。

　　对质量的高标准也是“难”的原因之一。季羡林先生生前曾提出，“《儒藏》的好坏，全在质量，要尽量减少错误，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汤一介先生对《儒藏》质量的要求极其具体和严格。比如，校点者在校点之前必须仔细考察所校点书的版本源流，要保证选最好的底本，明确校点者是第一责任人，严格遵循校点的体例，不直接用现在出版的整理本作为底本，电子版稿件要保证错误率在万分之一以内等等。《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杨韶蓉老师告诉记者，精华编的工作流程和审稿制度非常严格，需要经过样稿审读、校点者校点、部类主编审稿并签章、中心初审、中心通审、出版社编辑和排校、校点者复校、通审人复审、中心检查把关等10多个环节。

　　此外，《儒藏》的编纂工作并不局限于中国，汤一介先生说：“这样一个工程，是一个跨国界的工程，我们联系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的学者一起做。它不是一个小的跨国界工程，而是一个大的跨国界工程。所以，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正如《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韩格平教授在“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所讲到的，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重要分支，在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长期流传，相关学者辈出，研究论著丰富。《儒藏》精华编置了韩、日、越之部，邀请三国一流学者共同承担编纂任务，不仅使得《儒藏》成果本身具有世界意义，而且有助于整合各方面学术资源，推动中、韩、日、越等国的儒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