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13年北京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增长概况。 （何籽 图）

　　户口“独木桥”

　　2000年-2012年的《北京统计年鉴》显示，平均每年有接近18万外地户籍人口获得北京户籍。

　　灰色户口市场的价格正在节节攀升，但拿到北京户口的人数波动并不大。

　　2001年-2012年的《北京统计年鉴》显示，平均下来每年有接近18万外地户籍人口获得北京户籍。最多的2005年，迁入人口有21万，最少的2002年也有15万人。

　　过去十年涌入北京的外来人口呈现的却是一个爆发式的增长。2002年还只新增了24万外来人口，2010年就已经是90万了。顶峰之后的这三年，北京新增外来人口数被强力控制在了30万上下。

　　2014年北京市政协发布的《关于创新首都人口规模调控机制的调研报告》给出了另一个参考值—2000年至2013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年均增长42万人。

　　缺口的产生，直接来自北京市政府受资源承载力和管理水平所限，过去十年连年出台的控制户籍人口增长政策。

　　第一次提出控制人口增长是在1998年，当年的北京政府工作报告严格执行三证制度（计生证、暂住证、务工证），但重点扶植北大方正、联想集团、清华紫光、四通集团等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三年后控制人口增长具化为了数字—到2005年，全市户籍人口控制在1160万人。后来，到2005年末，北京户籍人口1180.7万人，基本在控制范围之内。

　　2004年，北京同时想出了用卫星城分流人口的对策，通州等郊区县人口迅速发展，昌平和丰台区为吸引投资和人才一度采取宽松落户政策，但现如今这些郊区县也开始控制落户人数。丰台区就计划到2015年常住外来人口数量规模减少5000人。

　　自2005年开始，北京的人口总量调控目标失守。此后，人口目标责任制，居住证制度研究以及“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成为北京人口管理的主要模式。

　　但这一切依然没能阻止外来人口涌入。2006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力争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600万，实际上2010年这个数字超过了1900万。

　　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易鹏曾撰文指出，人口聚焦的根本原因，是北京拥有比全国任何城市都好的公共服务能力、产业聚焦能力、低投入高收益的机会能力。对于老百姓而言，选择在哪个城市生活、工作，最朴素的原因就是看病、教育、工作这三方面。在这三方面，北京在全国城市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北京聚集人口的速度甚至超过上海。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新中国成立时有500多万人，当时北京只有100多万。到现在北京和上海的人口相差不大，都在2000万以上。

　　艰难的“正道”

　　目前有机会落户北京的主要有这么几类人：军人、应届毕业生、工作调动或者安置到北京的公务员、来京创业的留学回国人员、来京投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地来京投资开办私营企业的创业者以及随亲属入京群体（配偶、子女和父母）。

　　2010年1月，时任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张工在向当地人大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时提到，北京每年产生大约14万个左右的进京户籍指标，其中有8万个由中央统筹，剩下的6万个由北京自行支配。

　　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首都之窗上的户籍办理入口查询得知，目前有机会落户北京的主要有这么几类人：军人、应届毕业生、工作调动或者安置到北京的公务员、来京创业的留学回国人员、来京投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地来京投资开办私营企业的创业者以及随亲属入京群体（配偶、子女和父母）。

　　此外，通过“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和“北京市荣誉市民”途径获得北京市户口，数量极少，只是点缀。

　　上述北京政协组织民主党派形成的报告指出，目前具有进京户口审批权的有中央、军队和市属三大系统多达26个单位的41个部门。具有落户希望的“北漂”，需要排队过独木桥。

　　能成功过桥者，寥寥无几。

　　陈剑1998年来北京做生意，一开始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偏远小镇开了一个模具厂。当时他儿子刚出生没多久，未雨绸缪的陈剑开始打听如何落户北京的事。

　　很快，他得知，1997年的《北京市郊区小城镇建设试点城镇户籍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外地人员在北京郊区指定的小城镇投资25万元至50万元不等，再在当地购买一套房子，就能拿到这个城镇的户口。

　　当时陈剑的投资额在几十万元，符合这个投资落户的条件。但当他去申请时发现，比他投资额更大的申请人太多了，陈剑被工作人员直接告知：每年镇上只有两三百个指标，有上千人排队，“可能要排好几年”。

　　排队过程中，尽管陈剑的生意越做越大，投资额越来越高，但北京的门槛也越来越高。过去投资落户重点就是投资额，现在主要要看纳税额以及为多少北京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2001年时，在朝阳等中心城区投资落户的要求，是企业连续三年每年纳税在80万元以上或者近3年总纳税额在300万元以上。2012年，北京市投资促进局的企业高管投资落户条件已经是在京固定投资3000万元以上，或连续两年销售收入超过3亿元。

　　如今，投资落户的通道已经十分拥堵，一些北京市属机构的落户数一年也就几十个。2013年，北京市投资促进局为14名在京投资企业高管及家属共45人办理了北京市常住户口。

　　而陈剑，依旧无望。

　　目前，相对于投资落户，其他拿到北京户口的通道更为狭窄，毕业落户即是其中之一。

　　2006年，付晓大学毕业，一家拥有进京指标的邮政企业对他有意。按规定，外地大学应届生进京落户，除了接收单位要有进京指标外，学校也要有指标。

　　“这类指标在大学也是稀缺商品，有时跟院长关系好都不行，得跟更高层熟才可能拿到指标。”付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没有搞定母校的付晓，最后只能找到一家事业单位工作。

　　除了毕业落户，亲属投靠本来也是出路。

　　一度，找一个北京女孩或者男孩结婚，以家属身份落户北京，是合情合理的途径。“一结婚就能落户”的旧规，曾使“刷户口”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北京市政府如今对“异地恋”的结婚年限已经有了具体的规定。

　　假如夫妻一方在北京国企就职，配偶随迁北京的条件是：就职一方需拥有硕士学历，或者本科学历且工作三年以上。如果夫妻双方可以证明对方因患病等原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者分居十年以上，亦可随迁。

　　规定中，对另外两个直辖市户口“网开一面”：夫妻一方是北京户口，另一方在天津或者上海工作，夫妻分居五年后，可以随迁北京。

　　江西人肖维就在类似的规定中碰了壁。1999年，肖维从江西来到北京，本想投靠自己的远房堂叔。堂叔的父亲当年跟着解放军进了北平，堂叔生下来自然就成了北京人。堂叔尚无子嗣，肖维就想着通过过继给堂叔的形式来拿北京户口。

　　但他很快得知，收养的确可以解决千金难求的北京户口，但得开一系列的证明，更重要的是，一旦收养了他，堂叔将面临以后无权生育孩子的风险，肖维只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