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和平使命--2014”俄方参演部队抵达朱日和训练基地。云俊德 摄

　　上合组织和平使命联演实战化程度大幅提高

　　马艺：还有一个特点是“演练课题新”，比如联合组织指挥、兵力混编、正规作战与非正规作战相结合的行动样式，特别提到了“着力体现信息主导”等等。就您所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些将要演练的新课题在实际反恐作战中会有怎样的呈现和作用？

　　李莉：我想应该是有不断地推进的作用。通过和平使命从2007年开始，整个实战化的程度向着信息化的程度在演变、在发展。这里面起到核心作用的，一个是无人机的使用，我们看到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战场使用无人机进行监视，包括进行通信中继，应该说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了。所以，现在我们逐渐开始加入无人机这个要素，这两年我注意到，俄罗斯的无人机会在具体的演习阶段就会进行到演习地域演练联合侦察。所以恐怕现在或者是将来可能会有很多国家不断地运用无人机也进入到这样一个演习的具体的核心阶段，然后进行联合侦察，可能俄罗斯的无人机发现了目标，那么我们的无人机作为通信中继接受然后传给指挥室，我觉得这种模式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对无人机应用比例会增加。

　　第二，整个联合信息融合的程度会提高。以前，我觉得如果从信息化程度的渐进性的融合来讲，信息融合是最难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阶段。可以“多家”指挥人员通过口头方式去传递，这个当然是最传统的模式。但是怎么样把各个部（分）队获得的最底层的信息，汇聚到最高层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然后联合定下决心，再联合分配任务执行，这是个双向的、闭环的、轮回的。首先，从信息获取层面，大家的制式要一样的，才有融合的可能。那么，分发下去以后，接收的装备要是统一的，这样才能实现联合指挥。所以，我觉得这一步应该是下一步整个的演习在后续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

　　马艺：实际上也是根据反恐任务的需求，我们来设置的这样的课目，以利于以后反恐行动的展开，能否这样讲呢？

　　李莉：应该是这样，而且我是这样觉得，因为反恐它和部队大规模正面作战是不一样的。正面作战通常来讲是整建制的，这种指挥恐怕对单兵要素要求并不高。但是反恐行动很多时候是小分队级的，就是一个组可能只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人，所以对于最末端的信息链条要求的非常高。如果信息技术发展不充分，恐怕只能掌握到旅团一级的规模，或者是连一级的规模。那么，班排一级可能就掌握不到了。而这个恰恰是最为瞬息万变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到将来，整个联合作战指挥一定要向末端去延伸，从而达到“从一线官兵能够到最高层战略指挥机关”的一种境界，这个链条必须是连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