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 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是否触及法治红线？

　　竹立家：我认为政府如果实施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政策，在法理上不存在问题。政府就是对公共资源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的机构，只要涉及公共资源分配领域的问题，政府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合理的分配。

　　在公共资源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力对其进行重新分配和调整，否则就会面临“公地悲剧”，即一群牧羊人共同拥有一块草地，每个人都尽量扩大自己的羊群，最终导致草地状况迅速恶化。

　　购车是个人的行为，并非每个家庭、每个市民都有实力购车，然而道路是一种公共资源，政府有权利对其进行协调管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此类影响广泛的公共政策的出台必须慎重，必须经过可行性研究、听证，并征求多方意见。

　　张翔：单双号限行常态化作为一种行政措施，是否有法律依据至关重要。

　　按照宪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单双号限行常态化”这种政策选择，国家并没有取得私有财产(这里指私家车)的所有权，并不是征收。然而有许多法理学家认为，国家即便不取得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但对私有财产造成了一种长时间的、非常严重的限制，也算是征收。

　　与汽车尾号限行措施相比，“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对汽车进行常态化的单双号限行，意味着汽车有一半的时间不能行驶，其使用价值难以实现，而车辆的折旧、维护费用还按全年缴纳，这对公民财产权益造成了根本性的损害。因此，“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本质上是一种违法进行的征收，对公民的财产权造成了过度的限制，即使给予补偿，也是违反宪法的。

　　建议：鼓励绿色出行 缓解人口压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

　　毛保华：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单双号限行常态化” 是使用行政管理对交通进行硬性管制的手段，并不是一个好政策。科学的办法应当是通过需求管理和市场手段，显著提高私家车的出行成本。很重要的一个办法是2011年开始实行的大幅提高中心城区停车费措施，在前3个月的实施效果是很好的。但后来没有管住，乱停车的现象依然很普遍。如果这个政策执行好了，后面的强制限行措施就是不必要的。

　　陈艳艳：要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和污染需要一揽子的措施。北京过去采取限制性的命令多了些，采取的鼓励性措施少了些。可以借鉴如新加坡的政策措施，鼓励市民搭乘公共交通，对减少出行的私家车给予积分奖励。甚至可以与企业合作，将员工的绿色出行方式与福利挂钩，对于公共出行、绿色出行的人给予更多的激励和奖励。

　　单菁菁：单双号限行常态化难解北京市发展模式之困。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如果真的施行，一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在北京交通越来越拥堵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一定的组合拳来治理、解决现在的困境。然而，限号治标不治本，问题的关键在于令北京市的发展在环境资源承载力范围之内，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人口的疏解。疏解人口最好的方式不是通过发展燕郊等周边城区形成分流，毕竟如果工作仍在内城，可能带来更复杂的交通潮汐流，从而导致复杂的交通状况。因此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统筹进行产业布局和功能布局，把北京市功能适当疏解出去，才能给北京减负。

　　张翔：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需要遵循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行政主体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因此，为了达到缓解交通拥堵、治理污染这样的政策目标，政府必须寻找所有可能的手段，分析其中哪个手段对于公民的权利限制和侵害是最小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从而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相信这样的制度对于建设法治政府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