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8日~2015年3月22日，国博举办“永远的思想者——罗丹雕塑回顾展”。

国博馆藏有近4000件“非洲雕刻作品”

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藏品来源于德国包豪斯

　　3月22日，“永远的思想者——罗丹雕塑回顾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谢幕。4月1日，装箱完毕的“罗丹”离开国博，下一次再来中国不知何日，而上一次还是1993年。有观众替在中国待了4个月的“思想者”思考一个问题：能不能留下？

　　国博近年来陆续举办了“地中海文明”、“罗马与巴洛克艺术”、“玛雅：美的语言”等引进展览，但引进的展品终究要回国。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提交了一份关于在首都建立收藏和展示世界其他文明文物的世界级博物馆的建议。建议提出：我国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筹建收藏和展现世界其他文明文物的世界级博物馆。

　　建博物馆的目的不只为收藏

　　作家、收藏家冯骥才曾说：“各国博物馆都收藏中国的文物，惟有中国博物馆不收藏外国文物，中国人在博物馆里看来看去全是自己。造成这种现象的是一种传统的文化封闭现念：不看别人的，便认为自己最好。”

　　湖北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王纪潮是周洪宇代表的助理，他也参与起草了这项建议。王纪潮认为，建立世界文明博物馆的目的是拉近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去年年底，湖北省博从美国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引进《印度的世界》展览。王纪潮在培训展览志愿者时问：“你们看了这个展览有什么感想？”下面异口同声地说：“想去印度！”

　　“不少人对印度有偏见，但看过展览就会为印度文化所震撼。试想，如果其他文明的文物能够在国内常态化展出，中国民众会有什么反应？”王纪潮说，“博物馆收藏的目的是为了开阔国民视野，避免狂妄自大。我研究人类学，学界一个基本常识就是：不同的人类文化有差异性、适应性和多样性，却绝无先进落后之分。”

　　对于具有审美价值的文物——古代艺术品而言，还承担着审美教育的意义。2014年，全山石艺术中心在杭州成立。谈及建馆原因，新中国第一代油画家全山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感慨道：“我们那代人只能通过印刷品来学习油画，因为看不到西方的油画原作。直到今天，学习西方经典油画原作的机会仍然非常少，而从印刷品中很难学到油画的美感、质感、触感等。”

　　出于这样的遗憾，全山石开始动员企业家购藏西方经典油画。开馆展览《西方大师百幅油画原作展》中，年代最早的一幅是1490年的木板蛋彩画，此外还有卢梭、雷诺阿、阿尼戈尼等西方大师的原作，基本可以了解西方油画的发展脉络。

　　先有藏品，再有博物馆，文物收藏不能操之过急

　　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诸迪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建设‘世界文明博物馆’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真正做起来，会非常具体——它需要什么样的藏品来支撑？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世界文明博物馆的收藏必须成系列，且有典型、代表性的标本作为馆藏。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否还有文物大流通的可能使你形成完整的收藏？”

　　先有藏品，再有博物馆。这也是博物馆学界的常识。近日，国博发布了《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大型系列丛书的第一卷《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卷》。成立于1852年的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以下简称V&A)是1851年英国“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的延续。博览会结束后，从数以万计藏品中选了244件作为永久收藏，包括法国的瓷瓶、意大利的木书架、印度的钢刀、土耳其的浴巾……直至今日，V&A藏有450万余件文物和艺术品。

　　V&A中国藏品部主任刘明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V&A的中国藏品来源不一，“并不都是抢来的”，明清两代有持续的正常商贸往来，当时的实用器具历经岁月就成了文物。

　　国博副馆长陈履生说：“‘人有我有’的思维习惯不太好。各种不同类型博物馆的建立，都是基于自身的藏品。”陈履生认为，那些已经建立了世界文明收藏体系的博物院，非一日之功，有一些历史原因是无法复制的。“比如，荷兰虽是小国，也有丰富的世界艺术收藏，因为它当年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征服世界。”

　　“博物馆的建立，其一要根据环境，比如德国有汽车博物馆，英国有福尔摩斯博物馆；其二要根据藏品，墨西哥有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的博物馆。”陈履生说，“有的藏品是世界文明体系不可缺少的节点，没有收藏，博物馆就没有意义。”

　　藏品从哪儿来

　　周洪宇在建议中提出，可以通过公开购买、私人捐赠、考古发掘等方式获得藏品。

　　位于杭州的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收藏有亚洲最多的德国包豪斯作品，购买这批藏品的出资方是杭州市政府，在2010年花了5500万欧元，约合5亿元人民币。该馆馆长杭间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特例，无法复制。由政府出资坚持常年购买国外的文物、艺术品，可能性不大。”

　　杭间直言，并不希望由国家主导来购买文物。“如果是藏家出于强烈的个人喜好，通过合法途径收藏，这是正常的。”杭间说，“但不一定因为中国现在富起来了，就要把世界上的文物都买回家里放着。”

　　记者注意到，目前，国家文物局的财政预算中，并没有购买文物的常规经费。财政部于2002年4月设立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每年5000万元，用于“抢救社会流散的珍贵文物、充实国有博物馆藏品”。这项经费以流失于海内外的中国文物为对象，也不涉及外国文物。

　　那参加国际考古发掘是否可行？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中国积极参与考古的国际合作，主要是以援助的形式。“我们帮助柬埔寨修复吴哥窟的周萨神庙、茶胶寺；参加肯尼亚拉姆岛的水下考古；与越南、蒙古、俄罗斯也有很多考古合作。”关强说，“但不会因此而去获取对方的文物，现在各国都强调文物的国有。”

　　诸迪建议，现阶段以发动民间力量来收集藏品更为合适。“假设由国家出面购买，那肯定不是一个零散行为。除了资金问题，它需要很多相关的政策、规划、硬件条件等，目前在国家层面还很难实施。”

　　诸迪介绍，文化部2004年与财政部共同设立了“20世纪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资金”，这种奖励与市场拍卖价格相差甚远，属于“半捐赠”性质。“全国有300多家国有美术馆，去年收藏经费才刚刚上亿元，不可能通过市场行为购买，是民间捐赠支撑起国内美术馆的收藏体系。”但诸迪坦言，目前尚未形成强有力的捐赠引导，政策在力度、宣传、配套服务上都还不够，“需要改进”。

　　对于民间捐赠这条路，王纪潮和全山石都认为，关键在于政策配套。西方发达国家对文物捐赠方，通常有减免税的政策优惠。如，V&A虽是国立博物馆，但政府并不出资购买藏品，而是采取向社会募款的方式。“国家不需要出钱，民间能办很多事”。

　　杭间说：“如今收藏文化正在复兴，藏家们还处于‘拼命攒’的阶段，基本还没有发展到主动捐献的阶段。”因此，周洪宇提出，国家不仅要鼓励捐赠，也应鼓励“借出”，“把藏品寄放在博物馆，但所有权仍归藏家”。

　　诸迪表示，不仅应鼓励国内藏家捐赠，也应鼓励国外藏家捐赠。“其实很多外国藏家对中国也很关注。1996年，著名德国收藏家路德维希就曾向中国美术馆无偿捐赠了117件西方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美术馆的外国藏品。”

　　星星之火的成功能否复制

　　其实，一些中小型、专题性的世界文明展厅、博物馆，在中国已经有了“星星之火”。国博馆藏有近4000件“非洲雕刻作品”，由非洲多哥华侨华人联谊会会长谢燕申捐赠；故宫内一座未完工的铁石结构、西洋风格的“水族馆”，将被改建成一个展示故宫馆藏外国文物的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故宫的外国文物博物馆是一个特例。“故宫作为明清两代皇宫将近500年。皇帝与海外有交流，宫中也有外国人长期居住。当时的外国人把西方最好的东西送进宫中，钟表、天文仪器、餐具、文具等。”单霁翔说，“故宫馆藏外国文物的另一大来源是末代皇帝溥仪。他退位后至1924年仍居住在紫禁城，但生活方式非常西化，所以留下了一批近代外国文物，如留声机、唱片、沙发。”

　　1959年在厦门开放的华侨博物院由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倡办，馆藏有其捐赠的来自德国、英国、波兰、捷克、日本、泰国等国家的1000余件外国文物。该院院长丁炯淳介绍，这些藏品有两类来源：欧洲、日本文物全部来自陈嘉庚个人购买、捐赠，南洋文物则主要来自南洋华侨响应陈嘉庚号召后的捐赠。

　　丁炯淳说：“据我所知，目前，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旅顺博物馆等也藏有一些外国文物，基本是在特定历史阶段所积累的，近几十年来几乎没有新购入。”

　　中华世纪坛在建造之初就有“世界艺术馆”的思路，2006年，“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正式挂牌。尽管一直是“零馆藏”，也引进了不少世界闻名的展览——第一个展览“意大利文艺复兴展”，吸引观众15万人。该馆常务副馆长冯光生认为，资金、藏品都不是最大问题，最大问题在于人才队伍。

　　从实际操作上来说，冯光生认为可以尝试“共建”，即不改变展品归属，但使用权发生转移，相比借展更稳定。“世界上一些大型博物馆现在都纷纷在海外谋求开设分馆。我们不妨打开思路，为我所用。”这个设想或将变成现实，陈履生透露，V&A将在深圳蛇口建一个展厅。

　　从现在做起，100年后我们会有一个世界级的博物馆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坦言，中国目前有4165家博物馆，但以历史博物馆居多，一些门类欠缺，比如人类艺术史博物馆。宋新潮说：“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对其他文化的尊重，需要博物馆的形式来传达。建立世界文明博物馆，不是为了收藏国外的宝贝，更多是体现我们对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视和尊重，能通过这些藏品去真正了解一个地区。比如非洲艺术，现在有多少人知道它在人类艺术上的应有地位。”

　　宋新潮说：“先有藏品再有博物馆。藏品来源必须是多元的，国际上没有一个馆的藏品全部是通过买来解决的，而是由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但藏品首先要是合法的，既符合本国的国家法律，也符合国际上的准则。

　　中国对自身文物的出口相当谨慎。国家文物局2007年颁布的《文物出境审核标准》中规定：“以1949年为主要标准线。凡在1949年以前(含1949年)生产、制作的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原则上禁止出境。其中，1911年以前(含1911年)生产、制作的文物一律禁止出境。”一些1949年后去世的书画家的作品也已经被限制出镜，如徐悲鸿、潘天寿、吴冠中等11人的作品“一律不准出境”。

　　宋新潮解释：“如果不从现在开始保护，几百年后，我们也许又只能在其他国家的博物馆看中国的文物。建立世界文明博物馆也是同理，不是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而是是否有决心的问题。博物馆的藏品并不是一定要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文物。今天，我们与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广泛的文化交流，从现在开始收藏我们能获得的文化资源，100年后，我们就会有一个世界级的博物馆；如果现在不开始，100年后我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诸迪表示，建设世界文明博物馆的前提，是已对本国的历史、文明有了很好的收藏、梳理和陈列，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还有大量的藏品没有得到妥善保护，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展示。某种意义上，在我看来更急迫的事情，是抢救好、收藏好、陈列好中国的文物，发挥它的教育功能。”

　　单霁翔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文物不完全以时代论价值，展示外国文物主要是为了文化多样性，增长人们的知识。在历史的长河中，今天的东西不珍贵，那几百年、一千年后呢？我们底子薄，需要积累的过程。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行动，国家鼓励、政策扶持、民间参与。但一定不能盲目收集、看便宜就买，一定要根据研究、有计划地填补空白。”

　　宋新潮说：“国家文物局支持世界博物馆之间的交流，通过展览互换，使中国民众有更多机会足不出户看到世界其他文明。这是一个辅助工作，而核心在于，应该从今天开始，考虑面向未来的建设，把这项工作纳入国家的长期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