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烟民”的话语印证了王书波的担忧：“现在工作单位控制吸烟都比较有“力度”，会以扣发奖金或是直接罚款的方式来控制。但是别的禁烟场所，往往不能完全约束自己。”

　　对此，农工党党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张培彤呼吁，禁烟还需提高市民公德意识、法律意识和健康意识，建议中小学以强制教学计划的形式设立专门课程宣传禁止吸烟和鼓励戒烟的课程，树立吸烟不光彩的思想。

　　“作为全面禁烟的过渡性措施，可由政府部门按计划和规定设立公共场所隔离吸烟区域或专门的吸烟室，并设有效机械通风装置”，张培彤建议。

　　民革合肥市委会则重点关注了青少年群体。他们建议，学校要制定不容许教师在校内吸烟、在学生面前吸烟等规定，将教师不吸烟、做学生表率纳入《师德公约》。此外，还应该充分调动家庭、社会的力量，禁止商业部门将烟草出售给未成年人，禁止一切向青少年教烟、递烟、劝烟的行为。

    3 像禁酒驾一样禁烟

　　我国近年来社会治理最成功的案例就是立法治理酒驾。自2011年“醉驾入刑”后，全国因酒驾、醉驾导致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25%和39.3%，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应当像控制酒驾一样加强控烟。”张培彤建议。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已出台一系列“重典”，重拳治理公共场所吸烟现象。2008年以来，京、沪、杭等13个城市相继出台控制吸烟地方性法规。近日，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等机构也呼吁，中国应借助广告法修订的契机，对烟草广告全面禁止。

　　“重典治罪”，关键还要看相关配套措施的出台和落实。

　　一位专门负责监督执法公园区域吸烟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工作人员道出了当前禁烟的现状：从“禁烟令”正式实施到目前为止，还是多以劝导为主。

　　而包头市健康教育所副所长王巧云也表示，目前主要靠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来禁烟，通过对餐饮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施加一定的压力，制定一些考核办法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做这一块工作。

　　对此，张培彤认为，应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标尺，借鉴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成功立法案例，合理加大处罚力度，同时避免卫生部门积极推动，其他部门袖手旁观甚至拖延反对的状况，可借鉴多部门联合参与有效治理酒后驾车模式推行控烟戒烟措施。

　　杨金生则建议，设置控烟有奖举报机制，鼓励社会监督。对控烟查实的投诉举报者，予以一定奖励。对违规销售、违规吸烟以及违规场所等进行举报，让市民成为监督的主体，让监督的眼睛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