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中，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先后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国际列宁学院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1935年后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1937年10月起先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指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1938年初，为打破日伪军6万余人对佳木斯地区的“讨伐”，组织指挥第2路军主力从依兰地区向五常地区西征，亲率留守部队多次挫败日伪军的“讨伐”。

　　本文作者目击了他的一次脱险经历。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再来重温这段史实，让我们铭记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抗战勇士。

　　1943年10月5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野战演习后，部分干部摄于北野营。一排左起：马达林（苏籍）、李兆麟、王一知、周保中，一排右一什林斯基（苏籍）；二排左起：张光迪、冯仲云、王明贵、王效明、崔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东北作为向关内进行侵略的后方，加紧了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讨伐”。

　　当时我们抗联第二路军主要活动在牡丹江两岸、松花江右岸和乌苏里江左岸的广大地区。我是二路军总指挥部的副官，经常跟随周保中同志到四、五、七、八等军去。1937年年底的一天，我跟随周指挥连夜向饶河县的“十八垧地”———七军军部的驻地赶去。

　　周指挥在七军连开了几天的会，详细地了解了七军的情况，认真地研究了敌情，对部队活动的形式、活动的区域及部队的战略战术，都做了明确的指示和周密妥善的安排。然后，周指挥只带几个随行人员从七军到五军去。我们一行共7人，除周指挥和我之外，还有周指挥的副官乔树贵、军需卓文义、电报员孙绍堂，另外还有杨德龙和下江特委的许凤山同志。

　　刮风下雪是我们的朋友

　　出发前，周指挥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会。周指挥将这次行动的意义和途中应注意的问题做了详细的指示。特别强调，这次行动要冒很大风险，大家要提高警惕，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听了周指挥的话，我们都感到这次任务非常光荣而又责任重大。大家都表了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不怕流血牺牲，保护周指挥安全、胜利到达五军。

　　第二天拂晓，我们告别了七军，跨上战马出发了。五军三师驻在宝清，我们所在的七军驻在饶河，骑马也要走几天。我们7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杨德龙，我居第二位，后面紧跟的是乔树贵，周指挥走在第四位，卓文义和孙绍堂分别走在第五和第六位，许凤山同志走在最后。

　　老天不作美，我们刚出发不久就下雪了。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风雪吹得我们睁不开眼睛。虽然风雪大、天气冷，可是我们丝毫没有减慢前进的速度，更没有放松警惕，密切注视着四周的动静。这时我想，别看这山、这树林这样安静，谁敢保证这安静中不潜伏着危险呢?我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

　　大半晌的时候，风雪更大了，风卷着雪片呼啸着，吹到人的脸上像针扎一样疼痛，呛得我们喘气都困难，连对面说话也要大声喊才能听到。马蹄掀起的雪尘被风吹得像旋风一样在我们身边飞转。我们就这样艰难地前进着。这时许凤山大声向周指挥说：“现在风雪太大了，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会儿再走吧。”许凤山的话刚说完，就听到周指挥严肃而又果断地说：“老许，不行啊，平常刮风下雪是行军的敌人，今天刮风下雪是我们的朋友了，风雪越大，敌人出来的可能性越小，越不容易碰到敌人，行军也越保险，这是天赐良机，千万不能错过。”

　　我们明白，周指挥这些话不是对许凤山一个人讲的，而是对大家讲的，是激励、鞭策我们坚定信心，迎着困难前进。我们继续向前走着，路上被风吹起来的雪越堆越厚，行军的速度也明显地减慢了，到中午时，才走了四十几里路。

　　当我们找到一处避风的地方，手捧着雪，吃了一些干粮，并把马喂饱稍事休息后，天气已经逐渐好转，风小了，雪也小了。周指挥看了看天气对我们说：“现在天气转晴了，快上路吧；带路的可得放快点步子，天黑前一定要赶到预定的地方‘荒上’宿营。”我们齐声答“是”，然后跨上战马继续前进。

　　有可能进入敌人包围圈

　　“荒上”是个在地图上标不上名字的地方，是我们从七军去五军必经之地，这里地势比较险要，三面靠山，只有南面是一片宽1000余米的草甸子。夏天，草甸子里面有的地方泥浆有齐腰深，有的地方是很深的水。只有熟悉这条路的人才能走过草甸子，不至于陷进去。在靠近草甸子北边的小山坡上，我们用树皮盖了一间小房子，夏天小房子隐藏在半人多高的草丛中，冬天则和枯草、积雪连成一片。经常往来于各军的通信联络人员，常常在这里落脚、休息。从开始利用至今敌人从未来过这里，所以，这次行军我们把这里作为第一天宿营的地点。那时我们都认为这地方比较安全，今天晚上如果能顺利赶到“荒上”宿营，是最理想的了。

　　这时除周指挥很平静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变化外，其余的几位同志都活跃起来了。有的哼起小曲，有的小声唱起了歌，还有的互相开起玩笑来。大家都觉得轻松愉快，马也越跑越快。我和大家一样，由于下午天晴路好走，精神也觉得轻松多了。但是，我总觉得放心不下，担心出意外。因为我们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冒险行军，护送的周指挥是敌人千方百计悬赏捉拿的重要人物。现在路上经常有敌人讨伐抗联的大部队和零星小部队，所以这次行军时刻都有遭到敌人袭击的危险。现在天气转好，对行军来说方便多了，速度也快了。但是敌人活动的机会也多，所以我们的危险性也增加了。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很沉重。

　　在下午的行军中，我总是不声不响地催马前进，这个想法虽然没有对别人说，可是我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路上，总是认真地观察周围的动静，哪怕是路边有一只小松鼠跳起来，也要好好看看，是松鼠自己跑动，还是受到什么惊吓。这种警惕性，是在战争年代那个特殊的环境里养成的。

　　下午5点左右，我们离“荒上”只有七八里路了，同志们都很高兴，因为经过一天的急行军，特别是与风雪搏斗了整整一上午，很疲劳，都希望快点到达宿营地。正当大家高高兴兴地催马急驰时，忽然看到前面北山上的枯草有轻微的摆动，我心里一惊，马上小声告诉大家：“前面有动静，要注意，慢点走。”我的话音刚落，就看到从山坡的枯草丛中站起来两个身穿黄大衣的人，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站在距离我们三四百米的一个突出的山包上，大声吆喝起来：

　　“喂，你们是送周指挥的吗?我们是奉命来接周指挥的。”

　　“是啊，我们是……”

　　走在前面的杨德龙不假思索就答话，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周指挥机警地接过去了：“是啊，我们是送周指挥的先头部队，他跟随大部队在后面，一会儿就到了。”

　　周指挥说完急速地看了大家一眼，我们明白周指挥的用意，个个态度坦然，若无其事地继续催马前进。周指挥镇静地向对方发问：“你们是哪个军的，是谁派你们来的?”

　　听了周指挥的问话，站在山包上的那两个人高声回答：“我们是七军的，是崔军长派我们来的。”

　　听完这句话，我们几个人心里都明白了，敌人已经露出了马脚，因为今天早晨刚从七军军部出发，崔军长决不会马上又派人来接我们。显然这是敌人耍的花招，设下的圈套，说明敌人已经知道周指挥从这里路过，要捉周指挥。

　　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因为这很清楚，我们有可能已经进入了敌人的包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