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适当放权，反而有利于打拐

　　1、 政府打拐既然人力、财力跟不上，不如更多发挥公民社会自治的作用

　　据一线民警介绍，人贩子几乎都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大多跨省跨市流窜作案，点多、面广、线长。这既造成了人手上的捉襟见肘，也要面临不小的经济负担，“跨地区救出一个孩子通常得三五万，而一个派出所每年的办公经费只有七八十万。”

　　在这种情况下，不妨给社会自治组织放出一个小小的透气口，比如从法律上赋予民间打拐组织以合法身份，减少对它们活动的限制。也要对这些组织减免税收，此前，公益类民间非营利组织免税申请成功率不足7%。

　　2、 用自由收养制度，来解决拐卖市场中的买方需求

　　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想通过非己生的方式拥有孩子的人群依然庞大（原因复杂，如不孕不育、重男轻女、错失生育年龄等），就一定有供给方。因为刀头舔血的营生总会有人做，其危险性转化成了每个被拐儿童“出售价格”的增加。

　　但是生不出孩子却想有孩子的人，全世界都存在，却不一定会造成拐卖儿童这种严重的问题。这背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国家有没有自由的收养制度，因为自由的收养制度，能够有效地把供需双方匹配。即使我们不愿意承认，也无可否认总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生下孩子后不想养、不能养，对他们进行道德指责和说教，无益于解决问题。

　　目前我国的收养儿童体制，被官方垄断，儿童福利院垄断了合法收养几乎所有的供给。这等于把相当一部分收养方式宣布为非法，这必然造成地下市场的繁荣。有人说，你这不是鼓吹合法买卖婴儿吗？实际上，这是两码事。其一，不一定要收钱，中国传统的过继式收养，就是不给钱的；其二，收钱不一定是坏事，国外很多收养家庭对生父母愿意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只需要判断生父母是否以此为“事业”即可。

　　结语：对于所有复杂的问题，都有一种简单、明显但却错误的解决方法。在治理拐卖儿童犯罪中，呼吁对所有人贩子处以极刑，就是这样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