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作家”、“美女作家”、“神童”……同时拥有这些标签的人，便是一直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蒋方舟，不过，在成名以后，蒋方舟的不少言论也极具争议，包括早前毫不掩饰地对“名利”的渴望。近日，蒋方舟在北京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回顾成名路，她说，自己对“名”和“利”已经不怎么关注了，“文学写作是一个‘打怪升级’的过程。现在的我，还是文学领域的学徒和新手”。

　　少年成名：“光环”是身外之物爸妈从不看我的小说

　　蒋方舟出生于1989年。她7岁开始写作，后来在多家报刊开设专栏、当选中国少年作协主席、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毕业后就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这是一份能让不少人羡慕的履历。蒋方舟也被贴上了“神童”、“少年成名”的标签。

　　“标签也好，光环也罢，没有必要为此‘撒娇’。”回忆起这些事情，蒋方舟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是公众加上去的，作家无法改变，如果过分在意，还可能影响自己的认知，“所以别撒娇说‘我就是神童’，也别撒娇说‘别叫我神童’，去辩解这些身份，显得挺‘二’”。

　　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蒋方舟的父母并没有刻意去培养过她，“父母偶尔会要求我学个小提琴、画画什么的，如果我觉得没兴趣就会放弃。我从小主意特别强，在兴趣培养这方面，反而父母管得比较少”。

　　后来，家里的书柜吸引了蒋方舟的视线，她开始爬上爬下找书看，父母也未加阻拦。年龄渐长，那些书不再能满足蒋方舟的阅读需求，她便去泡书店、图书馆，直到离开家去读高中都是如此。在此期间，蒋方舟大量发表作品，并逐渐拥有了固定的读者群。

　　“只是，我爸妈从来不会看我的小说。”蒋方舟略有遗憾地表示，那真是一个挺孤独的过程。

　　面对争议：“真实”是一种低成本的交流方式

　　从《打开天窗》到《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再到新近出版的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蒋方舟不少作品都写到人际关系与代际关系，并被认为颇具批判精神，也有人称其言辞过于犀利。她说，这可能跟自己一开始从写杂文入手有关，“我会考虑一件事情的好坏，并得出明确的是非观”。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托尔斯泰那样的现实主义作家。”蒋方舟最近重读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我能真切感到托尔斯泰对人性的体察和怜悯，这种东西能够永恒的打动我”。

　　蒋方舟说，不能单纯说自己作品中有什么批判精神，“我很喜欢尼采的一句话：那些让我们醒悟的东西总是让我们觉得痛苦。好的小说一定像一盆冷水，或者像一把尖刀，让人体悟到新东西。我的作品中从来不会制造一种‘人生原来很温暖’的假象”。

　　其实，从公开支持“废话体”诗人乌青，到判断“纸质书必死”，蒋方舟的不少言论都会引发争议。蒋方舟表示，她不太在意这些争论，“任何想法，都可能有一半或者更多的人去反对你，这是不可控的”。

　　“我的人际关系很简单，朋友不多，平时说话不会顾及太多。”蒋方舟解释道，“而且‘真实’是一个低成本的交流方式，刻意寻找一些含混的托词反而会引起猜测。我不会因为想要所有人都喜欢我便给出一种模棱两可的回答。事实性的东西会澄清；其他的不予理会”。

　　仍在成长：文学写作是一个“打怪升级”的过程

　　现在说得淡然，但在小时候，蒋方舟没这么“淡定”。她会坦率地承认对于名利的渴望，并在人前“慷慨激昂”地谈起想“当大师”理想，甚至能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现在回想起来，蒋方舟用“可笑”来形容这个理想。

　　“幼年的写作，当时没有人认真地用文学、文化的标准去衡量我。而是更像看待一个社会事件。”蒋方舟调侃，“比如我当年出名的新闻，总是跟那种‘老奶奶被偷几百万’的社会新闻放在一个版块”。

　　不过，蒋方舟说，现在的自己成长了：“现在内心会有一个文学体系建立起来，并从中找准自己的目标，拥有了更多的追求和乐趣，对于名利，真的就不在乎了。我只是个文学领域的学徒和新手，处在这么一个交界点上。”

　　所以，“新手”蒋方舟会对自己的写作做出规划，比如严格列出创作提纲、寻找合适的文体等等。她把这种规划比喻为游戏中“打怪升级”的过程，“最初我写杂文好多年。驾轻就熟之后，我开始写小说，有了这本《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接下来，我还准备写长篇小说”。

　　“总的来说，就是要不断锻炼自己、认真积累经验值。当然，可能在进步过程中很多人的兴趣会转移到别的方面，比如做广告、拍电影等等。”蒋方舟笑称，“因为这些不需要那么艰苦的修炼过程”。

　　最后，提起时下热络的各类文学奖，蒋方舟说，自己只有一篇散文得过奖，“那也是因为当时我在一本刊物上连载，作品自动纳入评审体系。我不会主动送自己的作品参选文学奖之类。能得奖当然好，但硬要靠一个奖去证明什么，似乎也没太大必要。”

　　谈创作：关注人际关系中的“无奈”

　　最初开始写作时，蒋方舟以写杂文、散文为主，近年来转向小说创作，《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便是9个短篇小说的合集。在这部集子中，“逃离”成为主题，出现大量火车站、机场等意象。

　　蒋方舟解释说，自己很喜欢这类环境，“我们可以在这里观察周围的人和事，等待即将到来的人和火车；你无法掌控这些交通工具到来的时间，而周围是一群跟你同病相怜的人，在那种状态下，人是非常脆弱而真实的，会有很多故事”。

　　在这9个故事中，蒋方舟写到家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她透露，自己比较关注这种代际和人际关系，“处理家庭关系时，可能子女与父母对彼此都是深爱的，但是，结果却最终是无法好好相处。我感兴趣的就是其中无奈的成分。

　　要写出好的作品，很大程度上都需要阅读积累。蒋方舟也是如此。工作之余，阅读在她的生活中占了很大的时间比例，蒋方舟管这叫“基本功”：“就好比习武要学习扎马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好的作品，需要受众在心态上有所准备：即跟作者一起去思考。”近年来，曾有报道称，中国人阅读率持续下降，同时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手机与互联网上。针对这个说法，蒋方舟分析，目前人们接收信息的能力相对来说有所退化，“比如我在经常盯着手机之后，再看书一会儿便会觉得烦躁，很难沉下心。只能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多加注意”。

　　谈当导演：没兴趣 与创作是两个领域

　　平时的生活中，蒋方舟会比较“邋遢”：穿个球鞋、凉拖之类就跑到咖啡厅写东西。但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基本都是以短裙、高跟鞋的打扮示人，还会简单化个妆，跟很多读者头脑中正襟危坐的大作家形象并不贴合。对此，蒋方舟戏称，其实自己有颗深沉的心，“我的很多看法都挺老套，不是个‘识时务为俊杰’的人，比如对转型当导演这事儿。”

　　时下，年轻作家转型当导演的不在少数，比如韩寒、郭敬明等人。蒋方舟对此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哪怕能挣很多钱，“那跟写作两个不同的领域。如果是自己的创作，那么可以更‘独裁’一些；拍成影视剧，就要考虑更多，那就背离创作初衷了。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大众喜闻乐见’”。

　　“我不介意作品被改编。但一旦改编为影视剧，这个作品便不再属于我，而是属于导演和制片人。有人说，文学作品与改编的影视作品之间会有高度的统一，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蒋方舟反而觉得，越是二流的小说越容易改编成一流的影视作品，但很多一流的文学作品却做不到这一点。

　　究其原因，蒋方舟认为，文字给人的影响和想象空间更大，文字所体现的感情冲击也很难转化为影像表达出来，在改编之后，亦会带上导演的个人理解。“这就导致了，一流的文学作品，很难被改编为一流的影视剧“。

　　谈文学：“小众”才是常态

　　说起来，蒋方舟平时的生活比较简单，大致划分为旅行、工作、写书等几部分。她也会关注文坛的情况、会认真读一些新出版的作品。“我关注老作家，更关注年轻作家。我总觉得，年轻作家会有对自身所处的文化体系的超越之处。我认识的很多作家，也都拥有着很前沿的阅读”。

　　不过，蒋方舟对时下火爆异常的网络文学看得并不太多，“我好像只看过几本小说，挺好看。但这不是觉得文笔好、故事好，而是书中描述的生活是我所不了解的，让我觉得新奇；而其他一些题材，比如宫斗、修仙之类，我就没有看的热情。”

　　“很多人看网络小说，也不是为了好奇。而是一个心态上的放松。或者是感情上‘求虐’，得到一种宣泄和心理上的满足。”蒋方舟称。

　　在蒋方舟看来，文学是本身是个门槛较高的事儿，很多时候，只有它变成一个社会事件，人们才会有参与和讨论的热情，“关心文学的人并不多。身为写作者应该有这个自知，不要总去撒娇‘没有受到关注’，大众心态就是如此，指责与抱怨都是没有用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出现过繁荣时期。蒋方舟说，那会儿作家走在街上，都像个明星一样；一部出色的小说出版，也会受到空前关注，但这其实是“非常态”的：“小众才是文学的常态。很多人幻想一个文化上的繁荣，这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