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万里改革历程

　　他有个外号叫“万大胆”

　　新京报：有人说，您父亲是中国改革的标杆式人物，您怎么看？

　　万伯翱：我认为父亲的特点是实干、大胆。他有个外号叫“万大胆”。50年代，父亲出任第一任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父亲主持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任总指挥，我父亲承担具体指挥工作。父亲日夜奋战在工地上，人民大会堂建成后，父亲回家了，我看到他黑黑瘦瘦，掉了十多斤肉，心疼。

　　人民大会堂作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只用了10个月就建成了，毛主席对此很满意，他在一次扩大会议上表扬我父亲：人民大会堂修得不错，指挥修建的人姓万名里，此人不简单，一天就走一万里。你们要学习万里的速度。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1975年点将父亲担任铁道路部长，他提出“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的方针，大刀阔斧整顿，不到一年时间，全国铁路面貌大为改观，火车恢复正点运行，民间流传“安全正点万里行”，父亲被称为“正点部长”。

　　新京报：您父亲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受到很大压力，他是如何克服这些阻力的？

　　万伯翱：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他确实承担了巨大的压力。父亲曾经对我说，“老大，你不是喜欢写文章嘛，我的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两次经历是在铁道部和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斗争太激烈了，你们作家拿来创作可以写出很好的故事。”

　　父亲到安徽后，亲自到农村去调研，他轻车简行，不事先安排，看到的是农村最真实的情况，当他看到农民家徒四壁，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农民的孩子躲在床上不敢下地见他，因为兄弟几个共穿一条裤子。父亲当时就流泪了，他说解放快30年了，想不到农民还过这么苦的日子。他决心要让农民吃饱穿暖。1977年是安徽的大旱年，过年了，父亲主持农业部门放仓借粮给每户农民发5斤面过年，父亲说，就是杨白劳过年了也得借两斤白面，给喜儿买两寸红头绳过年，他要让老百姓过年能吃上饺子。

　　1977年，极左思潮仍然盛行，当时有人认为，父亲主导的小岗村“包产到户”是跟大寨对着干，是资本主义复辟，但父亲就是大胆，他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改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安徽的改革，父亲不理会，说，“你走你的阳光大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底下的县委干部害怕了，拿着《人民日报》去问父亲，还要不要坚持包产到户。父亲说，老百姓是问县委要粮食呢，还是问《人民日报》要粮食？要是秋后《人民日报》能给你粮食，你按照它的办，否则你就按照我的办。

　　新京报：他没有动摇过吗，不担心再次被打倒？

　　万伯翱：你说我父亲压力大不大，被人攻击为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刘少奇还没有平反，刘少奇被打倒的五大罪状之一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当时极其严重的罪名。父亲做好被打倒的准备，他曾经跟母亲说：“大不了我头上的乌纱帽不要了。”但他后面还跟了一句：“我若被打倒，人民还会给我平反的。”

　　在中央首先支持父亲改革的是陈云，后来邓小平也表态支持他完成了安徽的农业改革，安徽的农业改革突破建国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中束缚生产力的东西。邓小平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新京报：万里是十八大主席团成员，老人家如何看待当下的改革？

　　万伯翱：父亲对当下的改革是赞赏和支持的，他尤其赞成反腐败斗争。父亲对腐败嫉恶如仇，父亲说反腐斗争一定要坚持到底，党的艰苦朴素、廉政爱民的作风不能丢。

　　父亲在1986年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提出我国政治体制存在一个弊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权力过分集中。这个讲话放在现在看来，也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