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利强认为，医患之间本是最大的信任与托付关系，暴力伤医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矛盾根源。首当其冲的，就是当下不合理的就诊流程，“基层医院没有充分发挥出作用，城市大医院却天天人满为患。病人在大医院的就诊体验不好，排队等待30分钟，看病只用3分钟。”

　　谢汝石坦言，大医院的就诊局面客观上制约了医患的充分沟通，“一个年轻医生可能要管20张病床，一个老专家出诊半天可能要看30个病人，接待、照顾每位病人的时间实在有限。”

　　造成这种局面的，既有公立医院面对“小病”来者不拒的无奈，也有患者“只认大医院”这一就诊习惯的因素。“前几天我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自己感冒三天了还没好，让我帮他去挂一个协和医院的号，被我拒绝了。”邓利强说，“当下需要解决的，是建立起合理有序的就医流程，让常见病、多发病能在基层由全科医生妥善处理，如果病情严重需要转诊，再由全科医生有针对性地推荐给大医院的专科医生。”

　　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表示，过去长期存在的以药养医等制度使医院产生创收动机，带来“大处方”、“大检查”现象，加之医生的劳动技术价值偏低，部分医生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报酬不相符，选择拿红包、拿回扣，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医疗行为从一种特殊的关怀型服务变成了普通的消费行为，弱化了医患之间“帮助与被帮助”的关系，让患者觉得这是一场交易，一旦疗效不满或患者死亡，容易引发医患冲突。

　　如何不让伤医现象重演？

　　记者了解到，由于近来伤医事件不断涌现，有的医院在诊室门口安排了安保人员，有的医院科室里将背对门口的办公桌“转了过来”。龙门县医院伤医事件发生后，广东省卫计委7月17日深夜发出通报称，要建立24小时中心监控室，配齐安保人员，提高防恐防爆能力。

　　这种戒备森严的“屏障”虽然可以保护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危，但如何消除暴力伤医带来的心理屏障？

　　在邓利强看来，对暴力伤医“零容忍”的主体不应仅仅是医生，医疗机构作为医师执业的场所，应当理直气壮地为医师维权。中国医师协会的调研数据表明，发生伤医事件时，院方采取不顾是非息事宁人和无任何表示的占到了41.86%。

　　“除了少数恶性伤医案件，现实中大部分医生在遭受暴力后，鉴定出来的结果是轻微伤，施暴者往往行政拘留几天就释放了。事实上，暴力不仅包括殴打、杀害，还有语言上的辱骂与攻击，后者同样会伤害到医生的尊严。”邓利强说。

　　今年6月24日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首次将“医闹”行为列入修改的范围。今年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均把严惩暴力伤医事件写入工作报告。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呼吁，司法机关对伤医的犯罪分子一定要从严、从快、从速严惩。

　　此外，《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提出，医疗风险的不可避免性，要求有相应的风险分散机制与之相适应。目前我国社会上的医疗风险已成为社会风险，需要建立系统的责任风险转移机制，来分担医疗风险，从制度层面使医师能够潜心技术的提高和研究，同时化解医患矛盾、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

　　“堵不如疏，最终还是要通过医改，解决治本的问题。”庄一强说，“医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如何理顺公立医院的定价机制和补偿机制，如何控制并降低患者医疗费用自付比例，如何形成分级诊疗秩序，改善就诊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