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河北，则流行着“三金一响”。所谓的“三金”并不是以前所指的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而是三斤百元大钞，三斤百元人民币称重约15万元。“一响”以前指的是摩托车，现在所指的则是小轿车。

　　对于大多数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而言，这么高额的礼金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而高额彩礼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农村的攀比心态。在一些农村父母眼中，彩礼就是女儿的“身价”，彩礼要的少了，会显得女儿“不值钱”，父母会很没面子。“农村就是这么一个很小的生活圈子，村子里哪家哪户发生的大小事情很快就传开了。你家姑娘彩礼收的少了，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也不好意思开口。”王同海说。

　　另一方面，面对农村日益增长的离婚率，很多女方父母会把彩礼作为女儿的婚姻保障。“在我们村和我同岁的人有20多个，离过婚的已经有四五个了，有的甚至都已经三婚了。有个同学刚结婚两星期就离了，彩礼钱也要不回来，最后去法院打了官司。”王同海说。

　　王同海告诉记者，农村的高离婚率跟“闪婚”式的婚恋方式有关系：“农村人结婚都是通过相亲，如果双方都愿意的话，从认识到结婚一般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这在城市里算是‘闪婚’了，但是在我们那里却很平常。我一个表哥，和他对象相亲后两星期就结婚了。”由于双方在结婚前并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和磨合，所以婚后产生矛盾的几率也就比较大。与此同时，较为保守的传统婚姻观在农村已经悄然瓦解，离婚在农村已经不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话题。

　　从女方父母的角度来考虑，离婚不仅会对女儿的身心造成伤害，而且会使“身价”严重贬值。所以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把彩礼作为女儿的婚姻保障。而面对损失高额彩礼的风险，男方面对婚姻的态度会更为谨慎。“要是离婚的话，10多万的彩礼就打水漂了。如果再婚的话，还得搭上10万的彩礼，加起来就是20万。所以结完婚后，男方家庭都是挺害怕离婚的，在一些问题上会对女方采取忍让的态度。对于女方父母来说，多要些彩礼，即使离婚了，女儿也不至于人财两空。”王同海说。

　　深层根源：失衡的男女比例

　　不言而喻，农村男性“结婚难”背后的深层原因，是近20年来，农村不断失衡的男女比例。由于男孩偏好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偏离正常范围。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推算，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以上。

　　相较于城镇，农村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更为严重。这一情况导致的后果，是如今在农村地区处于适婚年龄的男性数量远远多于女性。方立林告诉记者，“其实回想起来，现在结婚难的苦果在20年前就种下了，当时我们一个班30多个人，只有10个女生。”上世纪90年代初，在当时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很多农民通过B超检测出女孩后就直接流产了。“彩礼之所以这么高，也是‘行情’决定的。女的少男的多，女方要彩礼也有底气。你不愿意出这么高的彩礼，但是愿意出的人多的是。”方立林说。

　　河南师范大学教师侯俊芳认为，造成农村“结婚难”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因素来看，农民收入渠道多元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结婚消费高涨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从社会因素来看，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导致农村大量女青年流失，男女比例失调，农村男青年面临着严峻的择偶困境，不得不支付高额彩礼以取得婚姻成功；从心理因素来看，从众心理、‘面子’观念与盲目攀比心理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举办婚礼更加气派，花费随之高涨；从文化因素来看，消费主义和都市文化已渗透到农村居民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更多的农村青年不再满足农村生活现状，对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充满了向往和追求，在结婚消费上纷纷效仿城市人。”

　　“结婚难”现象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赡养与养老、强奸与拐卖妇女、暴力与犯罪等。据媒体报道，近些年来，河北等地出现了集体团购“越南”新娘的现象，许多农民因此而受骗。一些贫困地区的家庭为了能够娶到老婆，甚至花钱购买被拐卖的妇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除此之外，个别地方甚至还出现了近亲结婚的伦理惨剧。

　　除了这些负面影响外，记者也了解到一些可喜的变化，那就是“结婚难”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农村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近年来出生的男女性别比例差距正在缩小。方立林告诉记者：“现在农村对于生男还是生女已经没有那么在乎了。对现在的一些父母来说，生男孩反而是一种负担，尤其有两个男孩的家庭，父母就太发愁了。”农村性别观念的改变逐步推动了男女性别比例的变化。全国计生委统计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5.88，较2013年下降了1.72个点，实现自2009年以来的“六连降”。

　　“我们村这几年的新生儿中，女孩的数量比我们那个时候上升了不少。等他们这一代人长大后，可能就不会面临我们这样的‘结婚难’问题了。”方立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