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疲惫和危险都可以承受，反传志愿者承受不起的是经济和家庭的压力。

　　赵学兵已经做了4年志愿者。他去年结了婚，现在妻子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在成都打工。他坦陈自己考虑在一至两年内“退役”，“为了孩子，还是需要找一个收入高点的工作”。在反传协会，他和其他志愿者一样，每月仅可拿到少量的“零花钱”，“够日常的吃穿”。

　　对直接找上门的受害者，反传协会除了免费救助，还提供食宿；对于需要志愿者去外地救助的受害者，收取2000至3000元的“赞助费”。可无论他们如何追赶，都无法追上传销蔓延的速度。每年解救2000余人，与1200万名传销者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

　　为增强自己的“公信力”，让传销受害者认准自己，李旭反复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在协会的网站上，李旭在各大媒体上的报道填满了整整3个页面，“还有些报纸和地方电视台重复报道，没地儿放”。

　　反传协会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成立6年来，不少老资格的志愿者“单飞”后另立门户，在网上挂上“资深'反传'专家”的称号，然后随意定下救人的价码。

　　这让李旭感到心痛。

　　更让他心痛的是，协会所在辖区的派出所，经常接到传销受害人的报警，称自己被志愿者非法拘禁。民警到现场后，厉声训斥受害者搞非法传销。临走时，民警特别嘱咐：“有条件就装上防盗窗，别让这些人跳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