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复堂”就感到亲切，有“久违了”之感。《复堂词话》是我初学诗词时熟读论著之一。五六十年前，它与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冯煦的《蒿庵词话》合在一起，纳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出版问世。

　　官位低却多与名士书信往还

复堂手札中写给袁世凯的密信，第一句“慰公”即袁世凯。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论述古典文学要严格遵守“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规则去评论一切作家、作品，这样大部分古典文学作家、作品很轻易地就被一些理论家打入否定的行列，因为绝大多数作家都是出身于地主阶级，有的还是豪门显贵，甚至是皇帝——如南唐后主李煜。地主阶级当时正处在被打倒管制之列，反映这个阶级思想意识的作品怎么能成为新中国青年的精神食粮呢？那时连出版《唐诗三百首》都成问题，邓拓先生为了适应时代还为中华书局策划编了一本《新编唐诗三百首》，里面选了许多所谓的古代人民创作的“民歌”，如“宁食三斗艾，不见屈突盖，宁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之类，可笑之极。这本书曾流行一时，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

　　如果把出身地主的作家的作品一一清洗出去，文学史还教什么呢？就剩一些“民歌”、“民间故事”之类？那会儿还强调向苏联学习，许多苏联文艺理论家也在中国大学教课(如毕达科夫等)，而且苏联向外推销其古典作家也都很积极，早的如罗蒙诺索夫、普希金，晚的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他们哪个不是贵族地主出身(斯大林从不打压俄罗斯古典作家)？当时苏联理论家为他们辩护的理由是高尔基的一句经典论断——“形象大于思想”。换句话说，这些作家不管是什么出身，也不论他生前干了什么，他们创作的文艺作品的形象永远大于他们想表达的思想意识。换句话说，他们本人是地主、但创造出的艺术形象可能是反地主的。

　　这启发中国的理论家，有的也借此为自己喜欢的古代作家辩护。例如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其主观上是抒写其失去小皇帝宝座的悲哀，但抗战期间被迫流亡的千百万中国人读了这样诗句也一样会共鸣。还有学者发现中国传统文论中也有这样的意识，如清末著名词人谭献曾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这也是告诉读者阅读诗词等文学作品不必紧跟作者，亦步亦趋，文学作品的意义完全可以溢出作者要表达思想感情之外。于是“形象大于思想”这个外来的文学概念本土化了，这是我熟悉谭献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谭献是以词论家的身份走进我们这代人视野的。后来才知道他的学术视野很开阔，在经学、史学、诸子、校勘诸方面均有涉猎、而且有所发现。谭献一生功名仅至举人，数次会试都未能踏入进士的门槛，后来通过“纳赀”(通俗地说就是买官，但这是朝廷明码标价出卖的，并非私下买卖)做了几任县一级的官员。其官位不高，但交际却很广泛，与他往来的虽然没有什么高官显宦，但硕儒名流确实不少。这与谭献的生活环境(江浙一带宋代以来就是文人渊薮)，以及谦卑好学、为人随和有关。因此才有那么多名士与之书信往来，积存下大量的“手札”。

　　所谓“手札”就是亲笔书信，清代科举注重书法，有意进取的文人都要花大量时间与精力练习书法，留下的手迹大多楚楚可观。朋友之间把往来的书信保存下来，装成册页随时翻看，既忆及友情，又欣赏书法。前辈耆宿黄炎培先生书信手迹极为秀美，听说毛泽东晚年常常躺在床上翻阅黄炎培早年信札。

　　“手札”见证好友噩耗

清代学者谭献，号复堂。

　　本来是写给谭献的手札怎么会到钱基博先生手中呢？这个在书的《题记》有说明：

　　辛亥之春，袁爽秋太常(昶)夫人年六十，亡友徐君薇生以谭紫镏之请，属予为文寿之。而以余不受润金，因检紫镏所藏先德谭复堂先生(献)师友存札一巨束相受以为报。

　　这篇《题记》提出的许多事情是现在读者较为陌生的了。所谓“徐君薇生”是指徐彦宽。他是无锡人，也是少年早慧，“年未二十，已著成《六十四子校勘记》及正续编《经解精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博通文史。他与钱基博先生既是同乡，又是同行。《题记》中说的谭紫镏是谭献的次子，当为谭瑜。谭瑜与徐彦宽是郎舅关系，谭的妻子是徐的姐姐。

　　为什么庆祝袁昶妻子六十大寿谭瑜请钱先生写寿序昵？这要弄清袁谭两家的关系。袁昶是谭瑜父亲谭献最相好的朋友之一。二人是君子之交，这在袁昶给谭献的书信中也可见一二。“手札”中保留袁昶的书信二十八封，量居第四。庚子事变中袁昶为了国家利益，坚持己见，勇于献身，最后被冤杀；赢得江南士人对他的感念、尊敬，当然作为老友的谭献更甚。

　　慈禧本来是个精明人，在处理内政外交都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准绳，百不失一。但在庚子事变中，误信洋人支持光绪要篡夺其权位的传言，利令智昏，下令攻击使馆，宣扬要与世界诸国开战。当时朝内还有几位能保持理性、头脑冷静的官员认为这是疯狂之举，其结局必定是祸国殃民，袁昶就是其一。他抗言直谏，慈禧大怒，将袁等五人反对开战者同时处死。因为行刑仓促，尚未罢官，与汉代晁错朝衣东市相同，是历史上可耻的一页。在刑场袁昶毫无畏惧，痛斥监斩官顽固派徐承煜。

　　在家乡的谭献得知这个消息，在日记上肃然写下“十四日蓝洲札来，云许、袁二卿诤言刑辟，济南电音有之，益骇愕。忠慨建言，乃遭严谴。史乘纪烈，振古如兹，以待论定。特同世契合，奭伤无已。虽尚在疑似，我已无泪可挥。夜月如昼，目不忍视而已”；“白叔来谈许、袁被害始末。凄然痛之，亦悚然敬之。”谭献被老友的噩耗击倒了，对来诊病的朋友说“我胸中所积，岂药物所能去邪”？第二年谭献去世。

　　谭献是位特别懂得感恩的人，也以此教育儿辈。在《复堂喻子书》中说：“第以五十以前，遭遇之困，鲜民之痛，不死于穷饿，不殁于贼，不溺于海，皆幸耳幸耳。平生师友之助，吾不尔告，小子何知，将不能举姓氏。”“书”中历数许多位曾向他施以援手的师友，告诉孩子要感恩报恩。这个名单中并没有袁昶。也许袁昶与他往来频繁为孩子所熟知，无需多费言辞；也许袁昶正受到光绪皇帝的眷顾，位至显要，无从回报。但庚子之后，谭献回首往事时，无论从私谊、还是公义一定会想到袁昶这位交往了一辈子的朋友，因此谭瑜张罗为袁昶遗孀办六十岁生日就不奇怪了。

　　袁昶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被害，当年十二月就“开复原官”，作为冤案被“改正”，第二年又给他们在朝为官的孩子提级升官作为安慰，但并未“平反”，可能他们对“老佛爷”冲撞一直是慈禧的心结，直到她去世之后，宣统元年(1909)才赐谥。袁昶赐“忠节”，五月在“杭州西湖建立专祠”，接着又“在京城地方捐建专祠”，如此高调表彰几位汉族忠臣，当然朝廷自有目的，无非借以弭平当时日益尖锐的满汉矛盾，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清，但袁昶家属毕竟从中得到一些安慰，因此在辛亥之春(1911)借着袁昶夫人六十寿辰为她大操大办，一摅丧夫余痛，也再一次彰显清朝统治者颟顸与残暴。当然这也是不乏民族意识的钱基博先生所乐为的。

　　钱基博先生不接受润笔，因为这不是文友之间的应酬，更非“卖文”，谭瑜也做了一件雅事，以此“手札”为回报。二十年后，当事人之一徐彦宽已经作古之后才整理编排。

　　钱基博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回报，所以在《题记》详细介绍此事的来龙去脉时不免有几分得意。手札装订成册之后，钱基博先生在研究中运用过其中有关的材料，也慷慨地借过朋友，如上海图书馆长顾廷龙先生曾借用过。基博先生去世后，钟书先生也借过人，并发生了丢失问题。

　　“手札”是座宝库，不同的读者从中会有不同的发现。书信中大多是行书或行草，不少如行云流水，美不胜收，读之令人心旷神怡。对经学、儒学有兴趣的也可以看到谭献在这些方面的思考。

　　钱基博读手札受教子启发

　　《题记》中钱基博发表了自己读“手札”所受到的启发。这些文字是陆陆续续写成，的确如基博先生所评断，像陶模给陈豪的信中(“手札”中有一小部分不是寄给谭献的信，下册有一封是杨度写给袁世凯的信)讲甘肃等关外之地官场腐败，极生动。张荫桓下笔千言，一气贯之，极像他做事说话、不管不顾的为人。

　　钱基博先生极力赞美袁昶：

　　袁昶、梁鼎芬词笔雅令，行草英逸，翰札之美，弁冕群英，以视钱振常碌碌丽词，跬步傾踬，何啻跛鼈之与麒麟。

　　其实不用细读袁昶的长笺，只要翻到袁昶那页一股英隽秀雅之气自然扑面而来。他是能与谭献说私房话的，谭献长子夭折，妻子多病，袁昶在信中在问候嫂夫人之后说，嫂夫人“年力虽富，楹书宜嗣，小星之举，即能办否？不敢声明，甚以为念”。现在看到这些话头有些腐朽，可是那是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期怎么能不关心老朋友这个“重大问题”呢？基博先生以“跛鼈之与麒麟”喻钱袁，其实袁昶在“手札”中以跛鼈自喻所谓“仆行同跛鼈，予以鞭策之词；心类聋虫，发其怵攸之感”。袁昶也很关心子弟的教育，多次问及其儿辈(包括谭紫镏)的情况。基博先生从中受到启发，联想到自己孩子的教育：

　　余尝患儿子不谙世故，兀傲自喜，诋痴儿不解事。今读袁昶书，曰子弟能有呆气方能读书。今儿辈皆有软熟甜俗之韵，奈何！辄欲以此为诸儿解嘲，何如？

　　读至此直欲喷饭，老辈是非，晚生小子本不当置评。可凡是读过钱基博先生著作的(比如《现代中国文学史》)，感到基博先生倒有些袁昶所说的“呆气”。他对儿辈“不谙世故，兀傲自喜”认为是不能适应时代，长此以往，无法立足社会；可是老先生一矫正，他又觉得儿辈又生出“软熟甜俗之韵”，矫枉过正，基博先生只能徒唤“奈何”！

　　基博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武汉大学任教，为人天真，1952年思想检查中宣布“不放弃我中国人的立场”被批评为“顽固”，这回轮到儿子替老爸操心了。钱钟书1957年早春南下武汉看望患病的基博先生，在旅途中写下《赴鄂道中》诗五首，其中写道：“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对应当时的形势，按流行的说法也是为老爸“操碎了心”。

　　谭复堂的学术贡献被低估

　　读“手札”不仅了解了谭献生活圈子与学术圈子，也能约略感受到其学术思想演变与其交友的关系。谭献在学术最大贡献还是词学，包括理论与创作。钱基博先生仅仅把他看作风流倜傥的名士，似乎对谭献学术贡献有些估计不足。清代以来，词的创作与诗歌类似，虽然不能上承唐宋，但都大大超越了元明。

　　清初词的创作以地域作分别，大体上有三派：一是浙西(主要指嘉兴、湖州、杭州等)，代表人物是朱彝尊(嘉兴人)，李良年等；二是阳羡(常州代称)，代表作家是陈维崧、顾贞观等；三是云间(松江古称，即进上海一带)代表作家是陈子龙、李雯等。云间派长于小令，学“花间”北宋，但这种词风到了纳兰性德之后，便少有知名作者出现。阳羡派为世所称，主要靠陈维崧这样的天才作者，陈词直抒胸臆，学苏轼与辛弃疾，不流于“叫嚣”，但阳羡派缺少有影响力的理论和便于取法的选本。陈维崧编了一本词选，还是《浙西六家词》(朱彝尊、李良年、沈皞日、李符、沈岸登、龚翔麟)，等于为浙派张目。陈维崧词读来颇快人心，如果想学他则令人望而却步。清初之后，云间、阳羡两派逐渐沉寂，词坛唯有浙派支撑。

　　浙派词从清初到清中叶活跃了一百多年，作为浙西人的谭献学词、填词最初也是浙派的路子，我们从“手札”中看与他往来词人中也有浙派人物如周星誉、周星诒兄弟以及张鸣珂等。朱彝尊之后，虽有《明词综》(王昶)《国朝词综》(王昶)《国朝词综二集》(王昶)《国朝词综续编》(黄燮清)《国朝词综补》(丁绍仪)等流派选本出现，但清中叶以后浙派词的创作却日益衰落，空疏与浮泛的作品充斥。此时常州派复兴，先是张惠言、张琦、董士锡、周济等人写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但他们的历史作用主要还在倡导理论(推尊词体，重寄托，反对把词视为“小道”等)，提供范本；在创作方面为当时推崇的还有庄棫和谭献，二人齐名。

　　徐珂在《复堂词话》跋语中说：“同光间，吾师仲修谭先生，以词名于世，与丹徒庄中白先生棫齐名，称谭庄。”谭庄二人的交情也很深厚，在“手札”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时时走上几百里路互访，庄棫信中说：“迩时或便道至扬州，由淮壖进发，弟也可抱手作数日谈；或弟至金陵也无不可也。”可见两人互相倾诉愿望有多强烈。庄棫给谭献的书信有十二封，长信多，还有一些庄棫新的小诗，也有新填的词，诗往往草草地录在长信的末尾，或者边边角角的地方，而词则往往工笔郑重恭录在信外的彩笺上。可见作为阳羡派传人的庄棫对谭献的期待。

　　“手札”是座历史宝库

　　“手札”是座宝库，不同的读者从中会有不同的发现。爱好书法的可以一见清代士人不是为了应付科举只会写“方大圆光”台阁体的字，书信中大多是行书或行草，不少如行云流水，美不胜收，读之令人心旷神怡。对于经学、儒学有兴趣的也可以看到谭献在这些方面的思考。从往来的书信中可以感觉到晚清今文学派的兴起(常州发起端)、流传、繁荣是与西学东渐有关的。西学之来不是冲垮了儒学，而是启发了儒学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再度兴起。

　　关心世情民风的读者从中也许会有新的发现，例如前面说到的“纳赀”就是“买官”，但这与读者熟悉的买官不是一回事，那是当时文士的一条出路。读书做官是古代通例，有些读书人有了一定的功名，如进了学，成了秀才，或再高一些成为贡生，甚至中举，有了这些功名一般还当不上官，如果再中了进士才能名正言顺地做官。但考中进士谈何容易？三年一科，每科中进士者一二百人，平均每年不到一百人。全国的读书人按照这个比例来看，每年出仕者一个省只有几个人。许多读书者一辈子一事无成。

　　另外晚清国家多事，战乱频仍，打仗需要钱，而清代年收入不过三四千万两银子，第一次鸦片战争如果包括“南京条约”赔款就花了二千多万两，清代祖制又是“永不加赋”，这钱到哪里去找？无非是开源节流，而开源中就有一条是“纳赀”为官(名声好听，不是卖，而是对于为朝廷做贡献者的回报)，朝廷划出一些官职可以卖给一些特定的人。这遂成为一些读书人的出路。谭献是纳赀为官的，名臣张荫桓也是，龚自珍也因为书法不好，久考不中，纳赀为内阁中书(后来又中进士了)。晚清的士人做官又多了两条路，即纳赀与“从军”。社会对于纳赀者并不歧视。“手札”中第一封信就是当时任浙江巡抚杨昌濬的，同治十三年久考不中的谭献已经四十三岁，决意纳赀为官，可是钱不够，作为顶头长官的杨昌濬(湖南人，功名仅至秀才，追随曾国藩等从军立功而为高官的)从旁听说谭献经济困难便送来二百两银子和这封信。信中称他为“仲修仁弟大人足下”告诉他官场拥堵，人情险恶，不能凭性情做官行事，临行以“智圆行方，胆大心小”八字为赠。他的老师杭州知府薛时雨是安徽人，谭献也是到安徽做县官，也在信中告诉他，安徽远不及杭州繁华，特别是经战乱之后，日常很枯寂，了无生趣，但东西便宜，要他安于寂寞，认真做事，不要在“出处”(出仕与退隐)再兜圈子了。盼望他把这一任官好好当完。我们从这些书信劝诫与勉励中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纳赀为官已经成为士人出仕的正当出路了。（王学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