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宋代，书画作伪日盛，特别是北宋后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书画作伪的第一次高潮。当时，城市商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市民及商家富户都有购买书画珍玩的风气，宋代都成汴梁（今河南开封）正式出现了书画交易市场。而这一时期的画史资料中，也记载了伪造书画的事实。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著名的大相国寺殿后的集市和潘楼东街的摊贩店铺中，都有书画珍品和古玩买卖。书画市场的活跃，又进一步助长了作伪之风的盛行。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曾说：“世所收吴画，多朱繇笔也。”当时社会上崇尚名家书画之风极盛，以致书画家米芾在《画史》中讽刺性地记载曰：“世俗见马即命曹（霸）、韩（干）、韦（严），见牛即命为韩滉、戴嵩，甚可笑。”又据《海岳志林》记载：“今人以无名为有名，不可胜数，故谚曰：牛即戴嵩，马即韩干，鹤即杜荀，象即章得是也。’”其实杜荀鹤、章得象是唐宋两位名人的姓与字，并非画鹤、画象的大家，而是唐、宋间的两位名人杜荀鹤与章得象，只因为他们的名字中有“鹤”、“象”二字，所以也居然有那无知之徒冒他们的名义画鹤和画象。伪作泛滥如此，从中也可见一斑了。记载中又说：五代山水画家李成死后，名声更大，于是有一帮无名画家，模仿李成的笔墨特征作山水画，其中更有不法之徒，“刻画图记名字等”，用以“欺世”牟利，米芾在所见三百余件作品中，属于李成真迹的：“只见两本”，也即世间已没有李成的真本了，米芾遂发出“无李论”之慨，可见伪作之多。事实上，米芾本人也作假画，只是他并不隐瞒罢了。他在《书史》上记载说：“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弟，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学，故柜中翻索书画，具余所王子敬《群鹅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皱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跋。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谅其他尚多未出示。”王诜还特意招留了一位苏州裱画师的儿子，叫吕彦直，专门为他勾摹前人手迹。米芾就曾识破过一件有吕彦直勾摹的《黄庭经》，上面居然还加盖了用伪造的方法刻制的印章。说明王诜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画家也作伪画。苏轼曾作诗曰：“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顾恺之）。”书法家黄庭坚亦写诗称米芾作假书画的手法高明，他说：“百家传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见诸水。”现存的《中秋帖》，据专家考证，为米芾所临。可见当时书画作伪的盛行。尽管如此，宋代作伪并非都出自于私利，有的也是为了保护原件使之延年益寿，如宋代画院中的宫廷画师们，创作之外，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内库所藏书画加以临摹，特别是时代久远，保存状况不佳，频于绝灭的珍贵作品。如唐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卷等，就是画院待诏所摹，后流入金代内府，章宗完颜璟则误题签归之于徽宗赵佶名下，实乃当时画院的作品。至于宋代流传下来临得很好的摹本，有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和《列女仁智图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唐阎立本《步辇图》、吴道子《释迦降生图》、五代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卷》、周文矩《 重屏会棋图卷》、李成、王晓合绘的《读碑窠石图轴》、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以及宋徽宗的代笔画等。宋代临摹的书法，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谢安的《中郎帖》等。但这些摹得很好的作品（现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多数为画院高手所作。至于那些摹得很次的东西，那就更多，本文不多赘述。

宋元书画作伪的第一次高潮

　　当时不仅有伪造前人作品的，也有伪造同时代著名书画家作品的。有些书画家为了抵制伪作流传，不得不将真迹尽可能多地推向社会。如刘宗道，以笔墨精到闻名，他每画一幅，都要按同样的图形作数百本，然后一起出手，市面上即日流传开来，这样，不同样本伪作也就难以生存了。

　　宋代作伪手法更为多样，除临、摹外，还有仿作、伪造、利用原作加以技术性改动等多种作伪手法。据画史记载，早在北宋时，就已经有了将小名家的作品改成大名家作品的现象。米芾在其《画史》一书中记载：“余昔购得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帧，细看而润，上危峰，下桥涉，中瀑泉，松有三十株，小字题松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刘泾古帖，刘刮去字，题曰：‘李思训’，易与赵叔盎，使人叹息。”这段记载的大意是说他曾购得“蜀人李升”（元代也有画家李升，为安徽人，后定居上海）的一幅山水，画面的松树上有小字落款“蜀人李升”四字，此画卖给一刘姓者，刘竞将原款刮去，改题“李思训”，又转卖他人。米芾得知此事后遂发出今人好伪不真“使人叹息！”北宋嘉祐年间，有三位“收藏家”：杨褒、卲必、石杨休，三人收藏字画不遗余力，但是他们目力极差。米芾在《书史》中记载，有一次卲必之孙携韩滉的《散牧图》拜访他，米芾一看，这是一幅驴图，水平不及崔白等人，且绢素染成深黄色，画的左上角用粉作牌子，题曰“韩晋公《散牧图》，不疑家宝”，一看便知其为伪迹。就是这样一件伪造作品，卲必还信以为真，“索价四百贯”。由此足可见当时伪造字画多么盛行。传世的宋代伪造作品，今可见颜真卿的《裴将军北伐诗》卷和徐铉的《篆书千文》卷较具有代表性。

　　“代笔”在宋代已很盛行。在这方面，宋徽宗较为典型。宋徽宗在其《宣和睿览集》一书中号称自己的作品“积至千册”，基本上都收藏于内府，作品上又都题有“御制”、“御画”、“御书”之类的字样，其实这些作品绝大部分为当时的宫廷画家所作，后世有的鉴赏家甚至认为，这些“御画”几乎没有一幅是宋徽宗的亲笔。相传米芾在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尹知就为其代笔。张邦基在其《墨庄漫录》卷六里记载有“ 米氏论书”一条：“……又幼儿尹知代吾名书碑及手书大字，更无辨，门下侍郎尤爱小楷，云每小简可使令嗣书之，谓尹知也。”另据《宝晋斋法书赞》卷十九载米芾葵未（33"4）悼念尹知的信札，可知尹知确是米芾次子。当时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夫妻都有画名，但其中一方技艺稍逊，于是这一方的作品就常由另一方代笔。在传世的双方作品中，如果双方的面貌十分接近，大都就出于这种情况。如赵孟頫之妻管道昇的传世作品中，就有这方面的例子。管道昇的《深秋帖》就是赵孟頫代笔，在该帖的结尾处，赵孟頫误将自己的名字“孟頫”署上，发现错误后又在原字上改书“道昇”，明显极了。

　　元代，由于社会经济衰败，画家多数隐居山林或民间，客观上限制了作伪的可能，故作伪之风，呈下降之势。然朝廷对书画收藏和鉴伪还是较为重视的，朝廷内委任秘书监专门负责收藏书画，并内设辨验书画直长，以具体负责鉴别收藏书画的真伪工作，可见作伪之风依有。当时一些著名画家如钱远、赵孟頫、黄公望、王渊、吴镇、倪瓒、王蒙等人的伪作，流传至今的还是不少。杨仁恺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书画》一书中将元代书画作伪情况分为如下七种：3、元人伪作前人作品，如辽宁博物馆藏李公麟《临韩幹狮子图》卷即元人伪作而非宋画；!、元代人伪造当代人作品，如故宫博物院钱选款《孤山图》，实为元代学钱选者所画；4、元人临摹同时代人的作品，如台湾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款《急救章》册，实为元人俞和临本；$、改小名家款为大名家款；5、原本无名款，改为大名家款；6、将无款书画添上名家款；#、代笔。由此可见元代的种种作伪形式，已相当完备，即元代书画作伪已达到相当水平，为明、清书画作伪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