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界

　　潘公凯提倡的“两端深入”，一方面熟练掌握中国传统绘画技艺，深入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同时要对西方美术历程有相当了解，熟悉其近现代美术的流派、思潮，甚至应该具备一定的动手操作能力。潘公凯本人正是这样要求自己，无论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美术史论研究工作还是水墨画创作实践，其实都是寻求重建中国美术在当代国际化语境下应有的自觉与自信；这种自觉与自信，实关乎中西两方面的研究深度。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路，潘公凯在1992年带着中国绘画自身发展问题前往美国，目的就是考察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发展状况与内在结构。大量参观美术馆、博物馆的各种展览，潘公凯真切体会到了西方当代艺术迥异于传统艺术之处。不过，艺术作品与生活的距离虽然已经越来越近，但在极为近似的外观下面，仍然存在重要区别。潘公凯进而探问艺术与生活的边界问题，意识到这很可能是理解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关键切入点，并由此作了两大方面的展开：生活的“常态”与“非常态”之别，艺术的三种“错构”方式。

　　山东省美术馆方案设计

　　构厦

　　参与建筑事务二十几年的潘公凯，其实早已往来出入于这条边界，兴趣极浓，乐在其中。

　　就艺术种系来说，从传统绘画创作进入现代建筑设计，这也是一种跨界。而在艺术形式上，则是从平面进入立体，从水墨造型进入建材结构。由作品规模来看，可以说是从个人性的抒写进入公共性的规划；后者当然更能介入群体性的社会生活，切实影响他人的生活、娱乐与工作的感受。

　　在建筑设计的学习与实践过程中，潘公凯尤其偏爱三个关键词：一，生命；二，生成；三，生态。它们共同构成了潘公凯的有机建筑观念，指向自然万物与人类生活的协同共在与交关互动，指向多元和谐又生生不息的天地大道；这样一种深层观念，也体现着潘公凯对未来建筑形态、趋势的期待。从生命这个角度来看，要求建筑物的外观形态具有近似于绘画性抽象的有机之美，而且建筑物内部须有宜人的尺度与适用的安排，使人在其间感到舒适自如、充满生机。从生成这个角度来看，建筑物应当与自然环境、文化特色、生活习惯相协调，从本地独特的自然、文化与生活风土中生长出来，而不能是硬性移植那样格格不入。从生态这个角度看，建筑物必须能够尽量节约能源消耗，争取做到零排放，尽可能符合全球生态保护的大目标，内部功能以简约便利为主，反对繁复浪费。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图鉴

　　兴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潘公凯先后担任中国美术学院（当时是浙江美术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1986~1987）、中国画系主任（1987~1992），此后赴美国研访近两年，回国担任中国美术学院研究学部主任（1994~1996）。

　　在这十年间，潘公凯对于美术研究与教育工作，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想法。此后五年担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1996~2001），接着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至今（2001~ ）。这两所中国美术界最重要高校的担子，在世纪之交先后落到潘公凯肩上，它们都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最宝贵的财产，却面临着经费不足、体制陈旧的严峻问题。而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发展，这两所美术院校也必须跟上急剧变化的国内外高等教育形势，迎接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历史性的紧迫任务摆在面前，潘公凯接下这一任务，开始了从南到北的办学长跑，迄今已逾十八载。从1996至今，潘公凯先后率领中国最重要的两所美术院校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也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按常理来揣度，这样的发展速度以及潘公凯远超常人的工作干劲、热情，实在令人不解，甚至难免惹人生疑，但潘公凯对此并不介怀。他想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转型阵痛中，涌现出以蔡元培先生（1868~1940）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教育家，创办南京两江师范学堂的李瑞清先生（1867~1920），创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经亨颐先生（1877~1938），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林风眠先生（1900~1991）；他当然也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潘天寿先生。前辈们的办学热情与责任感，无不来自宏大的志愿，完全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在急功近利的当代社会，这样的激情与热血，甘于奉献、勇于牺牲，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情怀，却总是处于孤军作战的绝望、悲凉境地，但潘公凯不会放弃，仍将在这条兴学办学的道路上不懈奋进。

　　潘公凯

       行路

    通过个人的修养与觉悟，自觉地实现社会共同的价值定向，谋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经由超越苦乐的精神探索、道德修养，达到有限人生对无限时空的超越。这是潘公凯很早就奠定的精神理想。

    1968年下乡来到浙南山区，他报名去了条件最艰苦的县，在劳动中与农民打成一片，直到1976年调回杭州之前，他做过各种农村文化工作，编中小学美术教材，绘制卫生防疫宣传画，为了采访、拍照经常一天要走80里山路。生活上的困难不算什么，真正的痛苦是精神上的苦闷。看过太多人性的恶，也看到现实生活的残酷与人生道路的艰险；能够清醒正视这一切，对于温室中成长的潘公凯来说已经很难，但更难的是看透以后应该怎么办。一种是消极的态度，知其不可而不为，另一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在绝望与悲凉中坚韧前行，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潘公凯选择了后者，同时对自己身上的理想主义有所反思，既看到理想主义理论对人性自私一面估计不足，又仍然不放弃对于向善之心、奉献之愿的信念。在原有的价值与理想已被证明虚幻之后，到底还要不要、能不能建立起新的、更靠得住的价值与理想，这对于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来说是个根本性的大问题，甚至也是整个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的大问题。

    深受鲁迅影响的潘公凯，以《秋夜》中的枣树激励自己，明知“春后还是秋”，仍然顽强地挺立，不抱幻想、也不绝望。正是在乡下的这段时期，潘公凯的思想经历了质的转换，从对抽象的社会理想的依赖，转换为对人性中的善的信任，以坦诚坦荡为最后的支点，重新支撑起一个饱满的精神世界，积极地、甚至是创造性地直面现实中碰到的任何困难，并且不放弃原有乌托邦理想中为他人、为全体的人生追求。潘公凯把这理解为共同善，自我的建设与完善，仍然应该在为群体作出贡献的过程中去实现。正是从那时起，潘公凯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以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实验，能不能既保持人格上的向善，又能够在现实中做成一些事情，以身作则树立一些良好的范例。

　　潘公凯

　　弘道

　　作为一位对中国文化抱有深厚感情、肩负着文化传承重任的艺术家，潘公凯在中西古今的交织互动中，多层面、多向度地展开其致善弘道之方。

　　一，以继承家学为基础，在水墨绘画上有所创新，不排斥吸收西方现代艺术手法以及新兴技术。

　　二，经由整理父亲潘天寿先生的美术思想，进一步系统梳理传统中国画体系，从理论高度上作出概括，进而探讨中国画的传统图式、表述方式，如何转型为适应现代社会及其审美习惯、精神活动的语言形式；与西方艺术体系展开比较，促进中国画体系在世界范围的开放。

　　三，把笔墨精神贯注到建筑设计、装置艺术之中，探寻传统文化精髓在全新的情境与载体中复生的可能性。

　　四，立足于美术领域反思现代性状况，力图在西方现代性标准与模式之外，拿出适合中国自身经验与问题的宏观性的解释框架，在此基础之上展开中国现代美术的性质判断与历史叙述，为中国社会文化的未来打开自主性发展的广阔空间。

　　五，作为美术类院校的领军人物，带领全校实现跨越式发展，完成结构重组与模式转型，拓展学校的生存空间；率领团队对重大项目进行攻关，为学院品牌赢得国际声誉。

　　六，担任一定的社会职务，在相应场合宣讲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呼吁建构核心文化价值，提请重视国家文化战略。

　　七，在国内外举办个人创作巡回展、中国现代美术文献展，围绕中国美术现代性问题筹办一系列现代性研讨会，在展示创作与研究成果的同时，邀请国内外学者共议中国经验、中国命运的重大问题。

　　八，主持国际艺术平台的一系列重大会议，展开中西高端对话与交流，在海外宣传中国艺术，弘扬中国文化的人生艺术之道。

　　九，呼应儒学复兴的大潮，从中国道路里提炼出普适价值贡献于世界，贡献于人类共同生存延续这一最大最根本的善。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在中国文化的基本脉络中，有限人生的自我超越之路，同时又是与人共在、与万物共在的致善之路，这也是一条承载着文化精神的弘道之路。潘公凯愿以己身为向导，以审美求真并重而汇归于致善的生命旨趣与人生实践，立足于艺术领域、多方探索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出路，展望人类未来和谐共存的远景。回顾来路，潘公凯无限感慨又倍觉欣慰，“我生活的时代，大环境的起落剧变决定了我的人生经历。早年的教育一直如影随形地影响着我的艺术创作，在我看来，从事什么工作，作不作画，根本不是最要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始终把自己的作品和人生的其它事情一样，看成是我生命的痕迹”。这些传递着文化气息的痕迹，来自于生命与生活，来自于弘道前行、自强不息的人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走上这条探索与实践之路，行者一路走来，并将继续前行。

　　节选自《道行之而成——潘公凯的艺术探索与人生实践》，周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