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韩书力（右二）与藏族青年在一起。

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爱好即命运，其实也不尽然。比如我在25岁之前，是绝对想不到自己这辈子会与西藏有什么交集的。只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和饥肠辘辘的同学们被同样吃不饱饭的老师带到民族文化宫，参观了揭露西藏农奴制的展览，许多实物展品令观众触目惊心。以致多年之后，我只要看到民族文化宫的照片，当时那一张张又干又黑的人皮便在眼前晃动。当然，那已是旧西藏的事了。

不曾想，1973年深秋，命运之舟竟然将我从屯垦戍边的黑龙江畔载到雪域高原，并且让我心甘情愿地在这片高天厚土上生活与走笔了40多个春秋。我努力行走在西藏的大地上，见证了40年来西藏社会历史的变迁。

毋庸讳言，那时的西藏，在多数人的心目中，还是荒寒贫困与落后的代名词，远非今日发达繁荣的西藏。记得那时下乡深入生活，如果不能按饭点赶回县、乡招待所去买“老三样”———冻土豆、冻萝卜、冻圆白菜的乱炒加“出土馒头”（碱放不匀又经反复蒸热之故），就真只剩下攒着钞票、粮票喝西北风的份儿了。就连县城独有的贸易公司空空如也的货架上，能吃的东西似乎只有一种过期许久的印度饼干。

1976年，韩书力（左一）与中央美院老师在拉萨。

即便就是这样的物质条件，我及我的同行们仍是你争我抢地上山下乡、走村进寨，深入农牧区，深入边寨寺院，并能自觉地做到与藏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几乎成为那些年文艺工作者共同的准则。那时的人大多都是一根筋，这是缺点更是优点。反正几十年下来，借助搭车、骑马、徒步，我竟走完了西藏版图中74个县里的71个县，至于区、乡、村、牧场更无法记数了。从日记看，仅仅日喀则地区，自去年8月往前推，我已有92次的下乡记录。

作为一名老西藏，40年来，我的所见、所历、所画，从人到事，甚至是事件不能算少，但多数过后并不思量，倒是一些很细微很普通的寻常小事，令我一直难以忘怀，并实实在在地支撑着我40年的高原坚守。

初到西藏，我的感受是这里真是无山不美、无水不秀，尤其是藏族同胞那雕塑般的形象，有如磁石般地吸引着我，仿佛有画不完的速写、画不够的头像，终日都在亢奋中。那时，只要有好景致、好形象，选好角度一屁股坐下就画，根本顾不上脚下是泥是水。有一次，好奇的孩子们围拢一阵正慢慢散去，就在我一笔一画地勾勒时，突然腰间被一块飞来的石片撞了一下，开始我以为是哪个藏娃的恶作剧，但四处看看一个孩子影也没有，只见两三个女社员背着麦秸缓缓走过，其中一位用手比画着我坐的地方，原来冰已被我焐化，棉裤湿了一大片。直到这时，我才领悟到人家的好意！再摸摸背后那片被太阳晒热了的石片，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几十年过去了，但我不曾忘却那片飞来石的温度。

“文革”后期，“一平二调”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荒唐政策，搞得西藏农牧区几近凋敝。我的供职单位———西藏革命展览馆，还要经常派业务人员到地县搞农业学大寨巡回展。为了能多画点东西，我和同事们每每放弃招待所的“老三样”而就近在老乡家蹭饭，反正按规定每餐交四两粮票三毛钱就行。今天在巴桑家，明天在顿珠家，所谓午饭就是清茶（酥油茶平时是喝不上的）和糌粑团，果腹而已。一次在次仁朗杰家搭伙，饭后整装待发时，他的妻子笑盈盈地从厨房端出一盘煮鸡蛋，不由分说地往我们的兜里塞，几个小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推来让去的鸡蛋。孩子的目光，傻子都能懂。这盘鸡蛋说不定就是这家人去供销社换油换盐的资本呢！盛情难却，我们只好每人当场吃了一个热乎乎的农家鸡蛋，余下的留给了更需营养的孩子们。事后很久，我仍在不断地问自己，次仁朗杰夫妇为什么要如此隆重地招待这几个来自内地的或许再也见不到面的不速之客呢？

1987年，韩书力（左）和台湾画家刘国松（中）、西藏画家巴玛扎西在拉萨。

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西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改观。我的新供职单位西藏文联也有条件租一辆“解放牌”卡车送我们一行5人西行阿里，对古格王朝遗址艺术做破冰之旅。尽管车是旧的，司机多吉才19岁，是个新手，但我们仍每天兴致勃勃地追着太阳西行、西行，逢山越山，遇水冲刺，好不威风。不曾想，在接近阿里地区的马泉河中，车搁浅了，进退不得，因处无人区又是单车，根本无法自救。画家巴玛扎西与司机只得徒步返回几十公里外的仲巴县城求援，我们则留在河边守车、打鱼、捡柴，每天一包方便面地苦等。7天后的下午，巴玛他们终于带来了援兵，21位藏族壮汉乘一台翻斗车伴着歌声与汽笛声一溜烟地飞奔而来！车未停稳，只见他们纷纷跳进刺骨的河中系钢缆、挖轮胎，齐心协力地人推车拉折腾了好一阵，终于把“解放牌”拽上了岸。那种被救于水火之中的庆幸与激动，让我们竟不知该如何感谢他们，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机灵的小翟拿出仅剩的半包烟，阿布又赶忙翻腾出一把大白兔奶糖，我能做的只是为这21位救星们照了几张当时尚属稀罕的彩色合影，然后便目送其返回县城。他们当中无一人提到钱，提到误工费、汽油费。屈指算来，马泉河搁浅已是31年前的事了，但我时时在回味，在咀嚼，那一车日喀则建筑二队的老少师傅们，彼时彼境想到的一定是比金钱更为金贵的东西吧？

再回到1974年除夕，那是我与画家龚铁到西藏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西藏革命展览馆顾问雪康·土登尼玛同志怕我们佳节思乡，特别邀请我俩去他家过年。雪康同志是一位贵族出身的藏族老革命，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即任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副主席，且藏汉学养深厚，是被誉为“西藏的天知道一半，地知道一半”的大学者。上世纪50年代，他曾率西藏青年参观团进京，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除夕那天傍晚，我们怀着某种说不清的期待敲开了雪康家门，受到全家人的欢迎，雪康夫人顿珠卓玛围着围裙正在这间不足12平方米的房间一角忙活着年夜饭，雪康则在指导大儿子擦汽灯罩。我打量着雪府的陈设，发现唯有两件物品与我们宿舍不同———一台进口半导体收音机，一块泡沫软床垫。我有些失望地脱口问道：“顾问，您家里为什么不挂上毛主席接见您的照片？如果有这张照片在墙上护佑，那红卫兵们恐怕就不敢三番五次地抄您家了吧！”“吓！小韩，‘文革’是整个国家的运动，也可以说是个劫数，我就是要看看自己能否渡过这个劫。再说戴戴高帽子、坐坐喷气式也算一种特殊的人生经历吧。至于大会小会的批斗，肯定有对有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呗。”雪康同志平静的回答和那豁达的神情，时至今日句句在耳、历历在目。在仕途贬谪、政治迷茫的人生低谷期，雪康同志身上没有自怜与悲哀，有的仍是其一以贯之的达观与并不容易做到的随遇而安。

1980年，随着民族地区各项政策的调整落实，雪康同志重新安排工作，担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当时我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一次得知雪康同志来京开会，我受全家委托到西藏驻京办事处去看望他，并约好第二天（星期天）来寒舍作客。次日一早，我领着雪康挤上五路公交车，直到前门才帮他抢了个座位。整整21站的路程，这位藏族高级干部竟是跟我有说有笑地往返于城南城北，虽然当时的他原本一个电话就可以让办事处派小车接送的。事虽不大，但我正是从这件小事上读出得意之时的雪康们平和随顺的品格的。我以为这是藏民族的风度，是饱学之士的自重，更是共产党员的修养使然。

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不过我相信读者朋友仅从上述几例也可以大致领略到我在西藏40年来所处的人文环境的阳光与友善，所吸吮的高原地气的温润与纯然。

1992年春，我专程去北京西郊拜望大病初愈的吴作人先生，并向他简要汇报了西藏美术队伍的情况。吴先生问我有无回中央美院的打算，我回答现在还没有，再说那边的工作、创作我也真的走不开。吴先生欣慰地说：我看你就嫁给西藏吧。细细想来，可不是嘛，我早就嫁给西藏文化了。就个案来说，我是自到雪域高原之后，才慢慢摸索到自己的表现领域和绘画语言的，才慢慢懂得了“善取不如善舍”的做人作画的道理的。因此，我视这片平均缺氧40%的极地高原为自己的福地乐土，以致不知老之已至，乐不思蜀了。

记得300多年前的仓央嘉措写过一首诗：

最好还是不相遇，如此便可不相识。最好还是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40年前，作为一个普通的汉族青年，我遇见了西藏、西藏同胞与西藏文化，并得到了他们的护佑、接纳与滋养，实在是三生有幸！如此也确定了我与西藏难以割舍的情缘。身在高原，多年来经受大自然的洗礼与汉、藏文化的双重加持，理应眼界与心界更开阔、更坦荡。我愿更加自觉地使用自己的生命长度，更加努力在万里高原上去追寻、去攀登那一座座圣洁的艺术雪山。

（作者系西藏文联名誉主席、西藏美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