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庆邦的写作中，一半是煤矿题材，一半是乡土题材。比如他今年推出的长篇小说《黄泥地》，有评论家称其“是用光秃秃的笔在黄泥地上辛勤雕刻”。虽然时代不断改变，可他对现实主义创作的那份执著却从未更改。

刘庆邦

记  者：您多年来坚持现实主义写作。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认为自己的作品中有哪些变与不变的东西？

刘庆邦：可能因为我生性比较固执，做事“一根筋”，不够灵活。我认为人只有一生，我这一生在创作上无需更多的主义，能把现实主义的路子走到底就算不错。我对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解比较宽阔。只要不是写人的前世，也不是写人的来世，只要写了人的今生今世，就是现实主义。前世和来世，都是源于一种想象。不管往前想象，还是往后想象，想象的基础还是今生。我的想象离不开脚下的土地，离不开我的经历。加上我的小说本来就是写实的、及物的，是严格按照日常生活逻辑推动的，怎么能脱离现实生活和自己的人生经验呢！

风在变，云在变，社会千变万化，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是人类永恒的审美对象，比如太阳和月亮。阳光给人光明，给人能量。月光给人慰藉，让人遐想。世界就是这样，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文学创作主要是表达情感的，情感之美是核心之美。写作手法可以变，表现形式可以变，载体可以变，但情感作为文学作品的根本支撑，这一点不会改变。衡量一篇作品优劣的标准，还是要看作品里所包含的情感是否真诚、饱满、让人感动。

创新当然好，创新的呼声也很高，几乎成了一种强制性的标准。然而情感不分新旧，好作品里动人的情感力量会让我们常读常新。文学从来不是集体的事业，是心灵化的个体劳动。文学不是时代的闪光，是个体心灵的闪光。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却不是时尚的产物。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记  者：煤矿和乡土几乎构成了您写作的全部内容。您曾说：“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对此应如何理解？

刘庆邦：我写农村生活和矿区生活的小说比较多，原因很简单，我熟悉农民生活和矿工生活，或者说我曾经是一个农民，也曾经是一个矿工。1967年初中毕业后，我就回村当农民去了。我不想当农民，也不是一个好农民，但那几年，命运的泥巴吸住了我的腿，我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我在烈日下锄地，割麦，打场。我淋着连绵的春雨，到地里栽红薯。在大雪飘飘的冬季，我拉着架子车往地里运肥。我还脱过坯，打过墙，挖过河，垛过麦秸垛。庄稼活儿我差不多都干过，说起来都不离谱。煤矿的生活也是一样。1970年，我被招到煤矿当上了一名矿工，前后在矿区生活了9个年头。我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不管是农村生活，还是煤矿生活，对我来说都不是他者的生活，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这些生活在我记忆的血管里流淌，只要拿起笔来，我脑子里活跃的就是乡村父老和矿工兄弟的形象。

我比较关注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也写过一些农民在城里的遭遇，比如长篇小说《红煤》、中篇小说《到城里去》等。我还关注农民变成矿工的问题，它集中体现了农民进城打工和城镇人口不断增加的现实。我之所以强调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深刻的现实，是不想被行业所限，只是把煤矿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和舞台，以表现广阔的社会现实。我还愿意把我所写的一系列煤矿题材小说看成是“在深处的小说”，不只是在地层深处，更是在人的心灵深处。我用掘进巷道的办法，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文学毕竟是从内心世界开始，向外部世界辐射，从认识个人开始，认识整个世界。个人的命运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体现在个人身上。如果要给自己的写作找一个目标的话，那就是怀抱人道主义理想，投入自己的生命，以真诚的态度写人，写人的丰富情感，直抵复杂的人性深处，建设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

记  者：您曾有过多年的矿区生活经历，每天都需要深入矿井，之后又从事过煤炭地质系统的宣传报道等工作。这些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刘庆邦：在矿区生活时，我最向往的职业是能当一名记者。调到煤炭部当上记者之后，我热情很高，一有时间就积极到全国各地的煤矿采访。如果说我的矿区生活是一个点，当上记者之后，生活的面积大幅度扩大，由点变成了面。全国各地的煤矿，除了西藏的煤矿，大部分煤矿我都去过。当了20多年记者，对文学创作很有好处。一是打开了眼界，拓宽了胸怀。人的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眼界到哪里，境界才能扩展到哪里。二是立足点发生了变化。当记者使我站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立足点上，不知不觉就要面对全国的读者，和全国的读者对话，甚至和世界的读者对话。三是在采访中得到了不少小说写作的素材。一篇新闻稿子写完了，觉得自己想表达的感情没有很好表达，想写的细节不能充分展开，有一些想法也不便在新闻里说，于是便写成了小说。

当记者期间，我曾多次参与报道矿难，情感和心灵受到了强烈冲击。1996年5月21日平顶山煤业十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84名矿工在事故中丧生。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我就赶到平顶山采访。说是采访，其实我主要是看、是听，是用我的心去体会。那些工亡矿工家属都处在极度的悲痛之中，我不忍心向他们提问什么。那几天，我天天跟那些家属在一起，我的心始终处在震荡之中。我咬着牙，一再对自己说不要哭，可眼泪还是一次又一次涌流出来。我无力为他们做什么，只能用纪实文学的形式，较为具体、详尽地把事故给他们造成的痛苦记下来。我要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一个矿工的死亡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广泛的，而不是孤立的；是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是久远的，而不是短暂的。这篇作品在全国煤矿系统引起持续性的反响，至今不少煤矿还把它作为对矿工进行安全教育的教材。

记  者：有人认为，“作家不用深入生活也能写出好作品”，“作家平日就一直处于生活之中，无需再刻意深入”。您对此怎么看？

刘庆邦：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要取暖，就得挖煤；要酿酒，就得种粮食；要持续写作，就必须不断向生活学习。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就好比梦是对生命的虚构，没有生命就没有梦；树影是对树的虚构，没有树，虚构就无从谈起。人的想象不可能凭空，都离不开生活这个根本的基础。的确，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创作素材，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经历有限，你写少量的东西还可以，短时间写作还可以，要做到持续写作，不断拿出新作品，仅靠自己的生活，写作资源就会枯竭，甚至会出现纸上谈兵、闭门造车的情况。还有一个审美对象的问题。作家可以自怜、自恋，可以把自己和自己周边的人作为审美对象，但久而久之，那样的东西是不是有些单调呢？胸襟是不是有些狭窄呢？作品的格局会不会有些小呢？分量会不会有些轻呢？文学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关注和表现民众的疾苦。如果把自己封闭在小圈子里，不关注、不了解普通民众的疾苦，谈何表现呢？

深入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件自然的事，也是一种纪律。不是别人要我深入生活，而是我自己要深入生活，到农村去，到煤矿去。农村的点比较固定，那就是我的老家。我到煤矿深入生活的点则多一些。这些深入生活的实践都给了我丰厚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