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日报》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阻挠中共军队参与对日受降的事实。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卓越贡献，理应接受日军投降并派代表参加受降事宜。但国民党政府为抢夺和独霸抗战果实，千方百计阻止中共敌后抗日军队受降。

早在1945年8月10日，蒋介石就电令其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各战区“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外任何人投降缴械”；又电令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

何应钦立即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在划分受降区域和分配受降主官中，完全将共产党人排除在外。同时，他还发布一系列“命令”，诬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为“非法武装组织”，公开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接受日军投降。

8月21日，何应钦在《第一号备忘录》中命令冈村宁次：“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之日军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应各就现地负责维持地方良好次序，直至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及负责长官到达接受为止。在此期间，绝对不得将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和代表人员。”

另外，他在8月23日给冈村宁次的电令中还称，如果各地在指定的国民党军队到来之前，为中共军队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收部队”。

除了发布“命令”，在接收南京的行动中，何应钦更是导演了一出“联合日伪，合力阻止中共部队受降”的闹剧。

抗战胜利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曾坚决要求由第三战区就近派部队接收南京。何应钦当时也曾支持过这一方案，但不久又公开反对，其原因是在南京周边的很多地区，已经被共产党开辟为根据地，日本军队与第三战区国民党第一线部队之间也存在新四军部队，为了“抢时间”，因此必须采取急速空运军队前往南京并展开接收。

在报蒋介石同意后，何应钦急派新6军由湖南芷江乘美国军用运输机直接在南京着陆。他布置给新6军的任务是：抢占南京，直接控制日本驻华派遣军冈村宁次总部，接收京沪铁路沿线防务，确保南京、上海交通之畅通，然后扩大占领西起芜湖，东至镇江，北至六合、扬州，南至溧水、句容等南京外围地区。

在新6军到达南京后不久，何应钦也赶往南京，一面布置受降事宜，一面指挥日伪军协同国民党部队严密布防，阻挠中共武装力量参与接收。为了反对共产党力量在南京区域参与受降，他不惜借用侵华日军之手，命令日军可对“共产党军队进行武装自卫”。何应钦把南京周边铁路的守备“交还”给原来的日本守备部队负责，并告诉日军，如遇小股中共部队，“可以使用武器抵抗，立即驱逐之，并负责迅速修复被破坏的交通”；如遇到大股中共部队，要一面抵抗，一面等待国民党军进行增援。在芜湖、扬州等地，由于一时不及派兵前往，何应钦命令当地日军暂且不要“集结缴械”，负责当地“治安”，不准投降日军将任何战争物资交给“不是国民党的受降机构”。

针对日伪已经从溧水、句容等邻近县份溃散的情况，何应钦立即命人“收编”了驻扎在南京城里的伪军刘启雄师，委任刘启雄为“暂编师长”，让他火速率所部开到溧水，“肃清”当地新四军的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的活动。对于南京周边的大批伪军，何应钦害怕他们“向共军投降”，于是命令这些伪军在国民党接收部队的掩护下撤往长江南岸，并交给戴笠改编。不仅如此，何应钦还直接让国民党部队渡江北上，对江北的新四军活动区域展开“搜索扫荡”。

蒋介石、何应钦等人把受降的权力据为己有，不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当地人民武装力量参加受降的行为遭到了中共和广大抗日军民的坚决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进行了大规模反攻，向拒绝投降的敌伪军发起了坚决的打击，在从1945年8月中旬至10月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收复县以上城市197座，毙、伤、俘日伪军277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8万余支，各种火炮800余门，解放人口1870余万，取得了“反垄断受降”的伟大胜利。在南京周边地区，新四军和其他中共武装力量对何应钦派来的“搜索扫荡”国民党军进行了坚决回击，并成功缴获了大批日伪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