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县工商局长汪某被举报接受服务对象宴请并收受“红包”，因担心受处分，汪某退还了个体老板赵某5000元钱，另外还多送给赵某5000元“封口费”。这一“模拟案例”中汪某的行为可谓一错再错，应被认定为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据披露，现实中，像汪某这般对抗组织调查的，仍不乏其人。（12月2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尽管这一案例相对比较简单，数额也不大，但正如纪委相关人士指出，官员给“封口费”的行为，并非仅仅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他人财物，而是意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其所侵犯的客体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对此有明确表述，“有其他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的”，可以依照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此前有媒体梳理，在今年中纪委网站纪律审查栏目的通告中，有35例“干扰、妨碍组织审查”或“对抗组织审查”的表述。其中落马的“大老虎”数量较多，有13人为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其中，福建省原副省长徐刚、国家旅游局原副局长霍克等均在其中。（《法制晚报》12月14日）

那么，规定如此凌厉，却为何没能让一些党员干部有所警觉，进而随意去触碰这一底线？

心存侥幸，错判形势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官员往往过高估量自己的“贡献”，从内心里就十分抵制组织审查。这部分人的公开表现就是说怪话，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云云。平日里，这些人自恃视野开阔、消息灵通，对于自己置身的周边政治环境也算熟悉，他们看到有些官员每每能够涉险过关，这也愈发强化了固有的侥幸心理，以为只要想些办法、弄点手段就可能挺过去。

不能说这种想法完全没有对应的现实例证，但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个别的、小概率的现象，并不能表明所有的抵赖、遮掩、弥缝都能得逞。小心机抗不过大形势，与其费尽心机地四处串供、托人说情、研判对策，还不如干脆利索地坦白交代。这些小伎俩至多不过是给组织调查增添一些困难，但却阻挡不了组织调查的逐次推进。

此外，官员总在对抗组织审查，也反映出其对反腐的真实态度。不必重复落马官员在任时的反腐名言，也不必强调他们在每临大事时的高调表态，仅仅是一次“封口费”，或者一次串供，足可以表明，其实际行为与公开话语的割裂，而这种割裂恰恰是真实意志的反应，具有内在的自洽性。这样的官员不仅从来没有把民众的利益当一回事，也从来没有把组织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心上。

自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强力反腐以来，一方面，反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赞誉，也极大释放了经济社会中被抑制了的活力；另一方面，反腐也招致了来自利益集团的拖延、抵制乃至阻击，今年上半年，中纪委文章曾提及，当前要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防止反弹，“不能像深深的海洋，表面上九级风浪，下面却纹丝不动”，为何纹丝不动？很简单，触及深层利益了。

可见，部分官员“对抗审查”的行为，正体现了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某种胶着状态。打破这种胶着，击退腐败官员的反扑，不仅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旦退守，甚至失守，不仅不可能减少腐败的存量和增量，也会更加恶化政治生态，加剧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合流。（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