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吉狄马加

■演讲人简介：

吉狄马加先生是我国著名彝族诗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曾任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民族文学》主编等。出版《一个彝人的梦想》《罗马的太阳》《吉狄马加诗选译》《吉狄马加诗选》《遗忘的词》等多部诗集。他的诗歌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吉狄马加

编者按：

《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和《我，雪豹……》是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青海工作期间创作的两首长诗。青海是多民族交融发展史的活化石，三江源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青海花儿、格萨尔史诗极具民族文化活力，青海人民达观积极……这些元素都给诗人以独特的“滋养”，丰富着他的创作。本期讲坛听吉狄马加讲述他的青海情怀以及他对当下诗歌创作的深入思考。

■精彩阅读：

■当我们研究中国西部的民族关系史时，会发现青海是一个“活化石”，在这里可以看到多民族形成和迁徙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发展的过程。

■对于诗歌，我的体会是，一首诗歌是不是真正有生命的温度，取决于诗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

■中国当代诗人不缺乏写作技巧，缺的是写出既关注个体生命，又关注人类集体命运的作品，现在诗歌创作最大的挑战是真正反映现实，表达对现实的思考。

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大美青海的历史和生态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从“五四”以来已经历了近100年，在这段时间里，一代代诗人进行了艰苦卓越的语言实践，涌现出很多经典作品。我们回顾新诗发展的历史时，也需要结合当前诗歌发展状况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思考。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就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特别是文艺朝什么方向走，有很多新的思想和理论。对于诗歌来说，要加强主体意识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目前，中国新诗在技巧探索上已形成非常多元的状态，但真正有深刻思想、有人类意识、有穿透力的作品还不多，让诗歌更有力度和温度也是当下很多读者的期待。

今天，我想通过自己在青海的经历来谈谈《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和《我，雪豹……》这两首诗的形成过程，把我这些年对青海的文化思考做一个分享，其目的是想说明，真正的诗歌和你所经历、见证的世界密切相连。

长期以来，人们对青海的认识有一定局限性。当我们研究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时，一般会从更大的区域分割去看问题，容易把青海忽视：比如说起藏族文化，人们更多是谈西藏，把青海的藏族文化忽略；谈到回族文化，更多是说宁夏，忽视了青海的回族文化。这样，青海似乎处于一个“凹口”，不到青海，人们很难对其文化有准确认识。我2006年到青海工作，相继担任副省长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共有9年时间，我深深感受到，青海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地方。

到一个地方先要了解它的历史。从地缘上看，青海在中国西部是一个咽喉之地，世代居住有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撒拉族、土族6个民族，其中大部分民族在青海生活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汉代前后。当我们研究中国西部的民族关系史时，会发现青海是一个“活化石”，在这里可以看到多民族形成和迁徙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发展的过程。比如撒拉族在13世纪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入中国，他们穿过中亚，经过新疆，最后进入青海。当时由于长途迁徙，再加上面对疾病等诸多生存困难，最终到达青海后，族里只剩下18个男人，要繁衍后代就必须和别的民族通婚。撒拉族长期通婚的对象是藏族，现在撒拉族人把藏族人称为“阿舅”，意思是娘家的人。此外，今天中国西南有大量少数民族，其中大部分都和羌人南迁有关系，而羌人历史上正是生活在青海。可见，青海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青海还具有独特的生态地位，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比如说起可可西里，很多人都以为它在西藏，实际上可可西里的基本地域是在青海。今天，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部，总面积450万公顷，是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动物王国，特别重要。青海还有“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众所周知，三江源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的生态地位。据不完全统计，长江出自青海的水量占其流域总量约25%，而黄河达到约50%。澜沧江从青海流出的水量约占总体的15%，我们知道澜沧江流域很长，在云南出境后被称为湄公河。作为一条国际性河流，在发源地有15%的水流量很了不起。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我们必须从更高的层面来认识青海的地理生态文化，今天，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青海生态，不光是青海560万各族人民的责任，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责任，是中国人民对地球村做出的承诺。

雪豹

青海多民族文化的活力和创作力

除了历史和生态外，青海的文化极为丰富灿烂。在青海这9年，很多朋友问我，作为作家和诗人，你在这里最大的收获和启发是什么？我告诉他们，到青海之后，你会充分感受到多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的活力和创作力。首先，我建议朋友们听听青海的花儿，西北人都唱花儿，包括新疆、甘肃、宁夏和陕西的一部分，但青海花儿有其独特性。中国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在青海采风时曾说，青海花儿原真性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保持了花儿原生态特点，有艺术的根性。但同时，青海各民族在演唱花儿时也把各自的音乐基因和元素带入其中，随着民族文化交融发展，花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诗。我举个例子，有一首花儿用白话说是这样的：爬上高山望平川，平川上有一朵牡丹，看起来容易，摘在手上难，摘不到，心里已惘然。这是路人唱给女性的爱情歌曲，简直相当于欧洲的印象派诗歌。这些民歌如此精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是诗性的人民，他们对整个社会和外在生活的理解都通过诗的方式来表达，这是对我们诗人的教育。对民间文化价值的认识，可以说是给我重新上了一课。作为一个诗人，过去我的文化来源于三个方面：彝族史诗传统，汉语积淀的诗歌传统，以及外国文学，到青海后，民间文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

其次，我想说说格萨尔史诗。格萨尔史诗是全世界最长的一部活态史诗，已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部史诗到底有多长，坦率说，目前还没有一个最完整的版本。青海的格萨尔史诗演唱艺人非常多，目前，中国只有青海一个省份同时拥有两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分别是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格萨尔是个真实人物，他出生在四川，7岁后到了青海果洛，格萨尔史诗就诞生在青海，里面很多故事和人物都和青海黄河流域有直接联系。诗很有意思，很多诗歌作品是对自然生命的体验，格萨尔史诗来源于民间，其语言的节奏和恢弘的气势，对新诗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三，到了青海，你会发现中国确实是幅员辽阔的国家。生活在这样的高原地带，一个民族能够生存下来，会产生很多哲学思考、宗教思考。9年来，我走过了青海很多重要的寺庙，真切感受到离天空很近的感觉，就像康德所说的“仰望星空的人”。当你面对雪山就像看到燃烧的火焰，所想的必然是一些人类的终极命题，比如生命的意义，比如怎么理解个人生命价值和人类共同生命价值的关系等等。

第四是青海人的达观。2010年玉树地震后，我第一时间到了灾区，负责新闻宣传工作。玉树地震是不幸的，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地震后，我国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高海拔救援的成功范例，当时90%的伤员都是用飞机运到成都、西宁等地救治的，致残率非常低。玉树居民97%都是藏族人，地震之后，藏族人民在悲痛之余，对死亡的独特认识使我深受教育。他们珍惜生命，但当生命离去时，他们有独特的信仰，以对生命的理解从悲伤中慢慢恢复。

诗歌的生命源于诗人对现实的理解

玉树地震后，我在那里一直想写点东西。地震当天，我写了一首歌曲《献给明天》，但怎么用诗写出青藏高原上人们对生命的理解，我一直在琢磨，要有思想深度，要放在哲学层面上思考。有一天晚上，我走到玉树的嘉那嘛呢石经城，这是目前全世界人工堆放石头数量最多的石堆，由25亿块嘛呢石堆放而成，每一块嘛呢石上都刻有六字箴言和一些经文。当时，玉树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夜晚天空群星灿烂，很远处好像有白塔在慢慢上升，群山好像慢慢变得透明，野外的牦牛都像水晶一样。这个时候，我告诉自己，要写一首《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献给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民，他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爱和生命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我回到帐篷里用两个小时写了初稿，第二天一早，我四点就起床，又用了3个小时把这首诗完成。《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发表后，很多藏族同胞给予高度评价，现在全世界有19个国家在诗歌选集中选入了这首长诗。为什么这首诗会被别的国家和民族翻译？我想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来自于中国这片热土，来自于当下人民的生活。这首诗的写作来源于对青藏高原特别是玉树这个神奇的地方的理解，与青海的历史文化背景紧密联系，诗歌要达到一定的高度、要感人，必然是来源于生活，经过诗人的灵魂过滤的。

2013年，我又写了一首长诗《我，雪豹……》。雪豹是濒危保护动物，但长期以来，却一直是人类狩猎和捕杀的对象。世界上有很多动物学家关注和研究雪豹，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乔治·夏勒。作为世界上最杰出的野生动物学家之一，乔治·夏勒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进入中国青海追寻和考察雪豹生存状况，至今已有30多年。今年，乔治·夏勒已经82岁，但仍然每年都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生活两到三个月。我非常崇敬乔治·夏勒对动物保护作出的卓越贡献。他在青海期间，我与他有过多次接触。他告诉我，现在全世界雪豹的数量无法精确计算，预测还有一万多只，经过连续多年的考察，三江源是目前全世界雪豹分布最集中的一个地方，约有五六千只。雪豹是一种神秘的动物，在海拔4000米到5000米之间的雪线出没，生活在乱石丛里，非常隐秘，并且只有夜晚才出来，它们可以在绝壁上上下飞奔，在藏族宗教里，雪豹也是神秘而有灵性的动物。现在，国家高度重视濒危动物保护，设立了雪豹保护区严格管理，尽管如此，每年仍有约几十只雪豹被猎杀，在乔治·夏勒看来，这是人类的悲剧。人生活在生物链里，如果越来越多的生物链被打破，最后必然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有道义、有情怀的人都应关注地球上的生命，我们对动物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村的关注，也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人类对地球的罪行累累，已经敲响了警钟，我写《我，雪豹……》这首诗是献给乔治·夏勒先生，向他致敬，也是想唤醒更多的人热爱自然，热爱地球上不同的生命，对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要提高到道德高度。

作为一个诗人，在青海这9年，我受到这片土地丰厚历史文化的滋养，这种滋养一方面是提升我的思想高度，另一方面是提供了思考问题的载体。一个优秀的作家要有强大的精神背景，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在我的诗歌创作历程中，有为数不少的诗作是在青海完成的，作品的质量也有飞跃。有机会到青海工作9年是我的幸运，这对我以后的创作都会有极大的影响。

对于诗歌，我的体会是，一首诗歌是不是真正有生命的温度，取决于诗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比如普希金，他的诗歌中对祖国的热爱，对土地的热爱，对自由的赞颂，对生命的敬畏，对穷苦大众的关注，体现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些都来源于他对生活的理解。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不久我在编辑一些与70周年纪念有关的经典诗歌作品，一些经典的反法西斯战争诗歌到现在仍有魅力，比如苏联诗人西蒙莫夫的《旗》。这首诗很简单，“旗不能点燃香烟\开玩笑也不能在旗的下面\和旗的旁边”，“血——不是脏东西\而被打死的人\如果确实是英雄\可以用旗\暂时遮蔽\永久的盖着\它却不允许\因为活着的人更需要旗……”。又比如艾青的《号手》，无论是美学思考还是诗歌语言把握，都是中国新诗的经典。回顾这些诗歌，我受到很多启发：在战争年代，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诗人应该具有怎样的态度？198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著名诗人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捷克认为，母亲晃动婴儿摇篮的吱咯声，母亲吟唱的催眠曲，比刺刀和子弹对人类更重要。当下虽然是和平时期，但人类仍然有很多共同的精神困境，需要全人类共同承担责任，而诗人要给今天的人民更多的希望。

诗人在国家不幸时，站在民族危机的最前列，写出重要作品，在和平时期，诗人也不能丧失文学立场和艺术立场。中国当代诗人不缺乏写作技巧，缺的是写出既关注个体生命，又关注人类集体命运的作品，现在诗歌创作最大的挑战是真正反映现实，表达对现实的思考。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我们回过头仔细研究唐诗宋词，会发现即使是李白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一生也充满着悲欢离合，他的诗作在具有浪漫性的同时，也充满着对时代的见证和记录。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作品都不是无病呻吟的，无一例外。现在我们的诗歌不乏语言精致的作品，但缺少有思想、有力度的大气之作，对现实的折射更多是从小我出发，不具有人类意识和生命意识。我并不反对诗歌呈现自我，我反对的是不具有人类意识，对社会世道人心没有意义的作品，一个诗人最大的问题是真诚。

诗人写一首诗歌，写完变成公众读物后，跟诗人就没有直接关系了。从接受美学来看，在听别人朗诵我的诗歌时，我会思考，我的想法是否都实现了？诗人写诗时追求的是个体生命对生活的理解，但通过语言文字，又能为他人的生命带来启发和思考。诗歌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人类语言艺术中高级的精神存在，诗是有人民性的，别人通过阅读你的诗产生心灵的碰撞和交流，诗歌需要引领和提升。

（本文根据吉狄马加在民族文化宫演讲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