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徐复观

徐佛观延安时期照片

徐佛观坐在延安交际处，远处就是宝塔山。

一九四三年前后，徐佛观受派进驻观察的延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徐复观作为一位台湾学者被介绍到大陆，其著述《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在当时的知识界和读书界颇得清誉激赏。近年来我在研读延安学文献中，获悉这位徐复观先生，曾经名为徐佛观，以国民党少将观察员身份受命派驻延安，写下见识深刻的观察报告，当时就受到蒋介石的关注，时隔七十余年，仔细研读之，仍然让我为之心生崇敬。

看过延安，把脉点穴国民党

1944年3月，蒋介石在一份关于延安的观察报告上批示:“此乃本党某同志对中共情形实地考查所得之结论。某同志一面为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一面对党派问题，素无成见;故其所得结论，较客观而深刻。某建议部分，亦颇有独到之处，可发人深省，故特为印发，供本党负责同志之阅读研究。其中所加之圈点，皆寓有深意。深望因此而能有所启发奋勉也。”这个批示印成小册子时作为编者“序言”出现在扉页上，内容中多处圈点文字，显示国民党最高层对其极为重视。

这份关于延安的观察报告，就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驻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联络参谋徐佛观，在经过半年的观察研究之后，所撰写的一份对于共产党和延安革命队伍的所见所闻，以及对于国民党和重庆国民政府的反思反省意见书。唐纵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任职，他在日记中记载，徐佛观“1943年返重庆，写了一份对延安及共产党军队的观感报告，蒋极为重视，作眉批，印成小册子。徐于1945年初在侍从室二处六组工作，后任中央乙级会报联秘处副秘书长”。(《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86页，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版。)张令澳曾在侍从室二处工作，他回忆:“此人专门研究中共问题，调回重庆后，蒋介石几次召见他，详细听取他汇报在延安情况，甚感兴趣。徐佛观写有一份对中共内部情况分析的报告，蒋认为‘见解独到，分析透切，，对这份报告反复阅读，并在精辟处，加了不少圈圈点点和批语，予以赞赏。事后就派徐佛观进第六组(处)，主持对中共问题的研究。”(张令澳《侍从室回梦录》，第27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徐佛观受派到延安时期，正值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借机渲染要求中共退出政治纷争，而处于整风运动高潮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掀起更加猛烈的抗议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示威活动。在国共双方政治纷争的历史舞台上，徐佛观有机会亲身观察体验两个政党阵营里的情状，虽然完全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对其报告需加以批判性阅读，但是他对两党纷争问题的观察思考，却有一个民族国家情怀所在，所以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也更加发人深省。

今后为求有效之处置，须先承认以下之事实。斗争而不承认现实，则其第一步已归失败矣。

1、在精神上与行动上，中共今日系以绝对性、全体性对我，而我仅系以有限性应之。

2、在彼势力范围内之民众，虽万分痛苦，而一草一木不能不为其效命。在中央势力范围内之民众，虽万分宽大，而其地位能接近政权者，在事实上，反多为蛀蚀政权之人。其无机会接近政权者，则更为蛀蚀政权之分子所压抑，无由窥见中央之本体。故彼能扰乱我之社会治安，而我反不易拯救彼榨压下之民众。

3、彼可伪装民主政治之外形，以欺骗国人、国际;而我则既不能拒绝民主，复未能灵活运用之。

4、战后我以和平安定为有利，彼以混乱分裂为有利。求混乱远较求和平为容易。

5、抗战以来，敌后彼我斗争之现象，在我方最先为党之失败，其次则为政之失败，最后则为军之失败，恰与彼之发展过程相反。(《徐复观杂文补编》，第五册上，第32—33页。)

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徐佛观断言，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必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和较量。“与奸伪之斗争，不全胜即全败。全胜则奠定国家民族千百年太平之基，全败则沦数千年文物为异类，其中绝无中和之理。将来斗争正式展开以后，其惨烈远过于往时。”(《徐复观杂文补编》，第五册上，第40页。)“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不改造国民党，决没有政治前途的。”(胡晓明、王守雪编 《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第6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对居于抗日建国领导地位的国民党，对处在政权正统地位的国民政府，无疑是当头棒喝，警世危言。并且，对于这种严重危机，徐佛观认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以及民主派中间力量，目前所提出的各种政治解决方案，都是无济于事的。“然则此一问题，果能以政治方式解决乎? 本人曾以各种方法，探索彼方(共产党方面，引者注)之真正意见，始知不特中央(国民党方面，引者注)所希望之政治解决条件，不能达此目的;即社会粉红色人物所想象之条件，乃至共党自身今日所公开主张之条件，亦决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凡了解共党之本质与历史者，皆可认此为当然之事。中共对内部宣传，短则五年，迟则十年八年，必统一中国。彼心目中之革命与政权，系绝对的而非相对的。”这里所说的“粉红色人物”，是指当时同情共产党的民主派中间力量代表人物。既然各种政治方案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场军事战争带来的总较量，就不可避免。

如此判断，如此警示，在国民党高层部分参与决策者当中，所引起的骚动和震动是甚为强烈的。“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新自延安归来，历述延安荒谬狂悖之情形，令人愤慨。据徐佛观观察，非用武力不足以解决。任何方法，徒托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可乐观!”(《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88页。)危机当前，对对方采取漠视、咒骂、丑化的情绪化态度，都是非理性的。徐佛观高出常人之处，是保持理性的态度，对事态做出比较深入的研究，做到“入木三分骂亦精”。

徐佛观据其观察认为，延安掀起此次针对“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抗议活动，相比较而言，其军事攻势小，政治攻势大，达到的主要效果是，“增强其干部军队对中央之敌忾心，使彼可随时采取任何行动。在自卫口号之下，完成社会组织之彻底军事化”。如果说前者是针对国民党作和谈破裂后的战争准备，后者则是借以完成整风运动的重要推动力。“整风运动即系一元化运动，即系思想一元化、领导一元化、工作机构一元化之运动”。对此，徐佛观认为这是日本侵略者自1940年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扫荡”的客观环境造成的。“敌人以一元化之方式，向其扫荡，甚收功效。于是彼乃提出以一元化对一元化之口号，更转而对付中央。”这种理解未免有些片面，但是他关注到这种“党、政、军、民(民众团体)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其结果可以大大提高团队执行力。“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对于组织纪律性涣散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望尘莫及，自叹弗如的。

这种党与政的默契制约，相互配合关系，是蒋介石政权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好的难题。徐佛观提供的延安经验，为蒋介石拨亮了一盏成功的明灯，尽管有些遥远，但是眼前为之一亮。

与此相关联，在执政党和政权对于整个社会控制力方面，徐佛观将延安经验与国民政府统治模式相对照，发现国民党政权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组织，横向不能到边，纵向不能到底，县级政权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绅土劣手中。“县政府以上者为乡原(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并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所以，必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建立起来的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以一元化对一元化”。

中共之秘诀，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之对象，故其组织能深入于社会里层。党之组织深入于社会里层以后，第一步先以各种方式变社会为绝对之战斗体，由此战斗体中以产生军队，发展军队，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我方则因党未能在广大之社会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会生根，因之军事力量亦无法在社会生根，而浮出社会之上。是故在其选定之时间内向我攻击，则如潜水艇之攻击武装商轮，在其控制之空间内以行防御，则能深藏于九地之下。

所以，在徐佛观的考察报告中，尽管他坚定地站在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上，偏颇狂傲地认为，“中共系由中国社会之弱点所产生，而非由社会之需要所产生”，企图从理论上取消共产党存在发展的合理性，但是，其自相悖论的是，在同一个报告中他又承认，“中共为社会问题，非一术一策即可收效”。为此，他提出必须改变国民党的组织发展方向，把已经沦落为局限于知识分子的“书生党”，转化为包括中产阶级、自耕农和其他劳动者在内的全民社会党。

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然血液之循环，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之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分，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农村与都市乃能成为一体，智力乃能与体力冶为一炉。可不谈民众运动，而民众自能与政府相呼应，以形成国防、经济、文化一元化之实体。在此实体之上，可以战斗，可以民生。此一发现，虽至浅至近，然党团复兴之路不外乎此。

这个观点，可谓一针见血，但是在当时条件下无法实现。后来，徐佛观多次重复阐述并加以修订完善，成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丢弃大陆，退居台湾时期，进行国民党改造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